像孙家洼村这样的“反奸诉苦”运动，在全解放区所有的乡村开展起来，以此为契机，对地主进行清算，从而为下一步分田到户打下坚实的基础。

    地主是有原罪的，在田地兼并的过程中，哪怕是像孙大善人这样的良绅，也不免沾到血，何况是占一多半的地主恶霸，他们的罪行磬竹难书，往往听得徐丽英都义愤填膺，忍不住要高呼口号，连她这样完全无关的外人都知道，不将这些人打倒，华夏就没有希望。

    当然，因为有义举，孙大户不会被处决，家人也会得到妥善的安置，只不过田地和家中的浮财被没收，重新分配给本村的乡亲。

    孙家洼村的每一户都分到了超过十亩土地，孙大户家中也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田地，不过只能自己耕种，算是一种劳动改造。

    丈量，划界，签订土地承包契约，每一户人家都是兴高采烈，在心里盘算着明年的收成，除去一成的公粮，他们不需要交纳任何其他地租、捐税。

    同时还废除了之前所欠下的高利贷等不合理负担，从此以后，种的每一分收成都是自家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反应在行动上，就是更加拥护我党的主张。

    处在特殊的时代，大部分有过支持抗战经历的地主都被赦免了，只有小部分抗战中依然残害民众、为虎作伥甚至是甘当汉奸的恶霸被镇压，他们的家产自然也都归了公。

    山东解放区的“土改”试点，是在充分结合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制订出来的，无论是被赦免还是被镇压，都经过了法律程序，这个法律并不是照抄2019年《刑法》《国安法》等现代法律，因为这是战时，没有执法记录仪也没有律师，巡回法庭倒是有点后世法律下乡的味道，一名法官一名助理一头毛驴，有时候还要加上两名警卫，跟随土改工作队进到每一个村庄，听取群众的揭发，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一定的取证，只要基本符合事实就能定罪，将罪行与功绩进行定量比较，最终得出应该轻判、赦免还是镇压的结论，在公审大会向群众宣布，做到有理有据，最大程度地保持公平。①

    这个时代所适用的法律，一是惩治反革命汉奸份子条例，二是华夏土地法大纲。

    中央希望，引入一定的法律手段，避免群众自发的控诉运动陷入过火而不可控的状态，从根源上，将它引入正轨，哪怕依然无法避免冤假错案，那也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但是有了完整的卷宗，至少可以为将来留下一个平反的依据。

    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加镇反工作就在这种条件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此，山东分局组织了大量干部下乡，以工作队员或者是巡回法官的身份深入农村，“脱下长衫、扎根基层”，算是另一种方式的知识青年下乡。

    徐丽英全程跟踪了这个过程，不但记录了翻身农民的笑脸，恶霸地主的末日，还有工作队的艰辛。

    可以说，土改的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政权建立和稳定的过程。

    宗族藩篱被打破了，农民通过选举选出自己的带头人，这些人往往都是基层党员和积极份子，他们也是反动份子眼里的眼中钉、肉中刺。

    徐丽英不只一次经历凶险，路上被袭击、干部在工作的村子里挨黑枪，积极份子在自己的家里被灭门，更有甚者会场上扔进冒烟的手榴弹，就在主席台上爆炸！②

    因此，在土改的进程中，山东军区各个主力团都加入了镇反的斗争，以强大的武力保障这一进程的顺利进行。

    “徐记者”

    “秦同志。”

    “你们认识？”

    “你认识我？”

    三人各问各的，都不在一个频道上，说完不约而同地笑了。

    秦锋首先开口：“我认得你，你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我也认识她，我们之前有过合作。”

    徐丽英接着说道：“我其实是新华社的实习记者，作节目纯属赶鸭子上架。”

    孙梦兰对秦锋更好奇：“你不是回部队了吗，怎么又出来了，我在青岛都没找着人。”

    秦锋手里拎着两件背心，给她俩一人一件。

    “套上，我是奉命来保护你们的，目前农村太危险了，土匪、顽军、还乡团、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份子，我算是知道，建国初期为什么要三反、五反。”

    原来，132旅也主动加入了青岛周边地区的镇反工作，利用高科技预防和找出袭击者，这种低热度但是针对性极强的战争，对于山东军区的新组建部队来说，也是一个实战练兵机会。

    就这样，山东解放区顶着日军大举压境的压力，在全区范围内全线出击，对境内的敌方势力全面扫荡，有力地保障了土改工作的正常进行。

    “敌人越疯狂，就说明我们的方向越正确，人民军队在任何一个战场，都是人民群众最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