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公园会场，之前那场小小的变故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地面上的血渍都被擦得干干净净，大大小小的汉奸欢聚一堂，因为他们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主心骨。

    前果党第二号人物汪兆铭。

    汪某人的心情极好，在日本人和丁、李二人的策划下，不仅挫败了一起针对自己的谋杀行为，还打死了30多个果党特工，并且活捉了军统在上海区的负责人，为自己的好友曾仲鸣报了仇。

    “汪主席。”

    在众人的翘首以盼中，汪某人款款登场，主席台上坐着他的夫人陈壁君，亲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以及特务头子丁默邨，日本友人影佐祯昭、晴气庆胤等人，他心情愉快地走到麦克风前，频频向下面打招呼，引起了更大的欢呼。

    “诸位，诸位，请听我一言。”

    会场上安静下来，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开始演讲。

    “先总理告诉我们“华夏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

    华夏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华夏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华夏强盛，愿意与华夏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华夏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与华夏为敌。

    以一个刚刚谋强盛的华夏与已经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因为这样，华夏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华夏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的，而是诚意的。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华夏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一步而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华夏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

    这是不是有损华夏主权呢？绝对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国，因为利害相同，而相结，绝对不是有损主权；这是不是有损第三国正当权益呢？绝对不是，因为中日的结合，为的是共同生存共同发达，并没有排斥第三国正当权益的意味。

    十三年（1924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侯对于中日关系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针进行的。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以上所述方针，兢兢业业不敢少变。

    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华夏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样的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

    不过我要求你们知道，我在当时是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长，及后又兼外交部长。

    我提倡一面抗战，一面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在我手里先后签订淞泸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

    我当时的用意，仍是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观念，想从局部的暂时安定，进而谋全国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张，四年之间，并非达到，我绝不诿咎于人，我只自认才力不逮，事与愿违而已。

    但是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目前的所谓的主战派。

    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华夏，来与一个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他的声音有些阴柔，为了加强语气，用上了更多的手势，看起来整个人显得有些竭斯底里。

    一语既毕，会场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影佐祯昭一边拍手一边左右看了看，对坐在身边的晴气庆胤胤说道。

    “李世群君呢？”

    “押解俘虏回特工总部了，他希望尽快撬开他们的嘴，把重庆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别忘了，还有共党的地下组织，他们虽然在明面上没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但是一样很让人头疼。”

    “在下明白。”

    影佐祯昭是从安南回来的，更关心国内的局势。

    “我听说，回国的航线完全断了？”

    “是的，听海军的人说，驻沪的第三舰队已经很多天没有出过港了，他们的油料补充在三个月以前就完全断了，正在打西方一些石油公司驻沪仓库的主意。”

    “究竟是怎么回事？”

    晴气庆胤摇摇头：“有许多猜测，但都没有凭证，目前海军倾向于是赤露干的，陆军也有同样的判断，关东军准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