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一带，既是多数国民党精英的故乡，也同样是许多社会党党员的精英。两党势力在此犬牙交错，基层组织互相重叠覆盖，近一年的时间来一直维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格局，甚至不少干部、党员之间还有非常密切的亲戚关系。

    有时候甚至是亲兄弟分处二党，或是亲父子分别负责国民党、社会党在苏南的某处机关，至于堂表兄弟对门唱起对台戏的戏码，更是不绝如缕。

    社会党的党员资格认证十分严格，不仅要首先参与社会党的各类外围组织，而且即便获得两位老党员做入党介绍人，也还需要提交入党申请书、接受政治和历史背景考核，并通过审查期以后，方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党的正式党员。

    整个流程的复杂程度，即便方诸此时的寰球，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国民党的党员认证流程虽然经过宋教仁模仿社会党的改组以后，比之同盟会时代进步许多，但和社会党这种高度严密的团体相比，当然还相差甚远。

    所以国民党中不乏有一部分党员据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民党受过注册的正式党员，又参加了社会党领导的诸如工会、学生联合会、商户联合会一类社会团体。

    “五月风暴”以后，像这样整体立场倾向于进步，只是由于家庭或者历史因素而选择国民党没有选择社会党的人，大多数都选择了接受新的革命统治。

    甚至于由于国民党那种松散的入党门槛限制，在过去一年时间内社会党还派遣不少党员打入到国民党内部，在敌人阵营中心建立起了社会党的地下组织。

    这也是南京和苏州之战，国民党一系武装以惊人速度崩溃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选择站边北洋军一方，或者至少说也是站边保守阵营，这注定了国民党将进一步丧失从前全国第一大革命党时期带来的历史遗产。

    这部分遗产，又注定将被社会党接收，中国向往新生与希望的青年，在被国民党抛弃和背叛以后，也只剩下社会党一个选择。

    作为选项的另一面，国民党将得到立宪派、保守派绅商的支持。但对于像张謇这样的人来说，国民党又怎么可能能够比北洋军更能捍卫土地和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呢？

    中间派在和平时期，很有可能争取到最大多数的公约数。但在大革命时期，在战争激荡的年代，中间派就只能在左右两翼的拉扯挤压之下逐渐碎裂，成为一团无足轻重的齑粉。

    当战争的号角吹响时，国民党可能就已经被历史潮流抛弃，赢家只会在林淮唐和袁世凯中间出现。

    至少袁世凯他是这样想的。

    总统府人来人往，庭院外车水马龙，黎元洪的板凳还没按暖和，就搬回到了副座的位置上。袁世凯最近日日穿着军装接见各级官员和将领，虽然南方战局不利于北洋政府，但中央的权威毕竟还在，北洋军的主力部队也还没有发威，袁世凯对于扫平叛匪乱党依旧充满信心。

    “松坡啊，你来看看，新建的两个模范团用人如何安排，你是陆军总长，这些事总要经你过目的嘛。”

    袁世凯最倚靠器重的几个心腹，冯国璋正在河南追剿流寇，段祺瑞则在山东和华东红军大打出手，段芝贵则在张家口督军围剿塞上叛匪，还留在北京能够顾问军事的高级将领，就只有王士珍而已。

    但王士珍在北洋三杰里性情最随和，也最没有个性，民国成立以后不久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问民国政治。袁世凯好几次派大公子袁克定去王士珍老家请他出山，也没能请动。

    所以现在还留在北京，又很受袁世凯器重的参谋人才，居然是陆军总长蔡锷。

    蔡锷同样是一袭笔挺的军装，他走近到袁世凯的桌旁端详着两个新建模范团的军官名单。袁世凯每天穿军装会客的主意，其实就是蔡锷提出来的，他希望借此表达政府重视军事问题的态度，同时蔡锷本人信仰军国民主义，因此他也一贯认为国家元首必须由军人担任，必须体现出军人在国家的领导权来。

    蔡锷在那张名单上画了几个圈，随口说：“总统，这几人我有印象，才具很好，是能够重用的可造之材。”

    袁世凯对蔡锷张口就来的要求，一点都不反感，反而是乐呵呵的吩咐唐天喜：“你来看看松坡划的这几人，这些可造之材要重视起来！”

    袁世凯和蔡锷的关系比较微妙，他们两个人其实认识的时间非常早。当年蔡锷要去日本东京找老师梁启超，在长沙动身的时候只借得两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六元大洋，而袁世凯一送就是大洋一千元。蔡锷能顺利留学日本，与袁世凯的慷慨资助是分不开的。

    戊戌年袁世凯虽然出卖了光绪皇帝和变法派，也出卖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就连康有为自己都和袁世凯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