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的主要将领里，陈更新的地位非常高，他是北伐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从先锋队时代到社会党时代，陈更新一直以来指挥的都是革命武装的绝对主力和劲旅。

    但他性格沉稳，平常话也很少，又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性子，也极少在党内和其他同志发生冲突。默默无言中稳扎稳打的埋头苦干，才是陈更新的特点。

    现在连他都感到山崩般的压力，可见北线战场的情况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指挥部里烟雾缭绕，年轻的作战参谋们全部拿着红蓝铅笔三班倒地转，华东野的参谋长就是北伐军的参谋处作战主任李济深，他和陈更新更熟悉也更信赖的副参谋长秦汉唐一样，两个人完全累得脱相，两颊深深凹陷下去，很明显是连续几天没怎么吃过东西也没怎么好好睡过觉。

    华东野战军编制下的总兵力是五个师又三个独立旅，这之中最精锐的张云逸第一师被调去打响了南京奇袭战，薛岳第三师一部正在配合浙江的光复军占领苏州，一部则已抵达南京准备应对李烈钧的反扑，三个独立旅中装备最好的张发奎旅也正在向南京增援，孙宁旅则驻守在豫东一带，叶挺旅则留在上海做预备队。

    陈更新手中的可用之兵，确实只剩下三个师，而且还是杨若钧第二师、陈仪第四师和杨宗周第五师这三支装备、训练都稍弱一些的部队。

    他们要面临的对手，却是由段祺瑞亲自指挥的北洋军四师三旅主力部队。

    向北防御，向南发展。

    说来简单，现实中执行起来却也就意味着红军主力必须集中在南线战场，北线只能部署次一级的部队，兵力、兵器都是如此。

    而且山东省内的津浦线和胶济线形成了天然的封锁网络，大大局限了红军的机动活动范围，使陈更新很难把握打运动战来伺机歼敌的机会。

    段祺瑞不是一个庸将，恰恰相反，即便不提他在战略战术上有多少造诣，仅仅是段祺瑞在北洋军事集团内部的威望地位，就能确保他对各支部队如臂使指。

    像北洋军这样距离半近代化都还有一些距离的军队而言，一个能够把各部拧起来的领袖才是最重要的。

    北洋军这一两年来并不是在吃干饭，段祺瑞、徐树铮都很认真地研究过红军的作战特点，他们同样看得出来北洋军长在阵地战的火力优势，红军则长在运动战的机动优势。

    所以北洋军山东兵团的攻击部队作战非常谨慎，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并且绝不脱离铁路做单独行动。

    徐树铮还为山东的北洋军提出一条毒计，那就是在北洋军正规部队前出发动攻击以前，必须要先放任鲁中缙绅的团练武装出击红军的纵深，以此引诱红军提前发动反击，或是试探出红军的伏击部署。

    如果红军不提前发起反击消灭这些团练武装，那团练们就会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他们杀人放火没有理由，为了发泄兽性无恶不作，根本没有任何道义可讲。

    对于鲁南解放区内的百姓而言，犹如惊弓之鸟，闻风而动，跑反的时候，挈妇将雏，总带着自己认为值钱的东西，所以有牵着牲口的，有推车担担儿的，也有背着包袱带着行李的……这不是干净利索的撤退，而是漫无目的的乱跑，完全是跟着感觉走，所以在慌乱中被枪杀的机率也很高，从而更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到了谈跑色变的程度！

    红军如果对深入纵深的团练提前发动反击，就会暴露自己的兵力部署；红军如果坐视还乡团们的烧杀抢掠，就等于坐视群众基础的毁灭，也等于放弃红军保卫国民的责任与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威望。

    段祺瑞严于律己，徐树铮一步百计，他们在纯粹军事方面的造诣其实都比半路出家的陈更新水平要高。然而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半步脚踏入现代的先锋党，红军也算一支比之北洋军更接近近代化军队定义的新式军队，组织程度上的差距足以抹平指挥能力的差距。

    各地农会也积极行动了起来，贫苦农民有了农会的组织已经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有自己的团体、有自己的武装，这就意味着农民们有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山东解放区内的分地速度大大加快。以前社会党还要顾及到“社会影响”，所谓的土地改革往往要隐藏在“转型正义”、“农技改革”的名目下，现在南北双方正式开战，中国社会党也就不需要再顾忌这些问题，也不需要再去努力维持本地大地主的关系。

    反正即便你不去进行激进的土改，这些大地主也一样正在举兵作乱。

    相反，迅速有力的推进激进土改，则可以让农民的力量大大增强，像泰安一地的贫苦农民，土地占有就由1912年的人均一亩半迅速上升到了现在的人均近四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