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淮唐决定给书记局写信，请他们在中央执委会内讨论一下，商议组建中原地区党委会的事情。最好还要从革命军队里，抽调一批河南籍贯的干练军官，协同另外一批河南籍贯为主的政治干部，前往匪患根深蒂固的豫西一带发展革命力量。

    “……先以联络、争取土匪武装为起点，逐步利用教练、训练名义，掌握兵权，改造匪军……

    ……政治上应以团结破产农民为主，切记要抵制流氓无产者……

    ……应当注意豫西一带的特殊民情，挑选与河南绿林蹚将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干部，前往活动……

    ……先期要确保发展一支完全被中原地区党委会掌握的造反武装……

    ……为避免袁政府的指责，保证我党在舆论上的优势地位，全部干部不得携带有可能暴露社会党身份的任何书籍、标语或标志……”

    除了河南问题以外，另一个使袁世凯狼狈不堪，令北洋政府颜面尽失的问题，就是库伦事件。

    去年武昌起义爆发时，革命烈火迅速烧遍全国，就在清政府手忙脚乱地调兵镇压起义时，沙俄认为机会已到，立即指示驻华公使，利用南方革命运动给清廷造成的困难，迫使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辛亥年十一月中旬时，杭达多尔济等人由俄兵护送回到库伦，早就准备好的枪支子弹及追加的一万五千把军刀，由沙俄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通过驻库伦领事，打着私人贸易的幌子送给了外蒙叛乱分子。

    沙俄驻库伦的领事官员到处煽动蒙人，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的独立发展。这样，由沙俄一手策动的外蒙“独立”由此开场。

    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向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交最后通牒，称外蒙“宣布独立”，“库伦地方已无须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体驱逐”，限三多等于“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赶速出境，不准逗留”。

    次日，一队俄兵及携带俄造新式快枪的蒙兵包围了办事大臣衙门，三多见兵单力薄，势不能敌，遂避居俄国领事馆，其卫队由俄兵收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兵看管。此外，局所衙署，如印务处，兵备处、电报局等，均被沙俄军队占领。

    所谓“大蒙古国”正式成立，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以“共戴”为年号，这也说明外蒙地区经过满清多年统治，加上晋商对库伦等处的长期经营，华夏文明已经深深渗入蒙古人内心深处，即便是哲布尊丹巴独立建国以后，还要使用华夏传统的年号制度。

    除哲佛以外，还要车林齐密特任总理，三音诺颜汗任副总理，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一个分裂主义政权粉墨登场。

    外蒙古独立的总后台是沙俄，这个事实连沙俄自己也不否认。1912年1月，俄国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表示对外蒙愿意提供友好支持——声明打着蒙古人的旗号，要求中国不在外蒙设立行政机构，不驻兵，不殖民，并威胁中国说，俄国将与外蒙古实际的政府发生关系。

    其实，在这项声明之前，沙俄政府早就在各方面，尤其是军事上大力支持库伦傀儡政权。外蒙的军队本为乌合之众，不过几千人，又缺枪少械，经与沙俄订立契约，由俄人廓洛维慈为指挥官，授与指挥军队之权，俄人范西礼夫等为教练官，负责训练蒙兵，到辛亥年当年底训练了六个骑兵中队。

    至于军械则全由沙俄提供，计快枪四万枝，子弹四千箱，大炮八尊。在沙俄的支持下，库伦当局组织军队在外蒙各地四出征战，扩大地盘，压迫各地王公附和独立，以摆脱自己的孤立局面，并进而骚扰内蒙各地，以图扩大影响。

    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宣布独立，要清廷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于5日内离境。沙俄驻华公使接到消息后，立即向清外务部表示愿意出为调停，调停的结果却是奎芳被俄兵以保护为名押解出境，乌里雅苏台为库伦当局所占。外蒙西部重镇科布多自库伦独立后一直拒不响应。库伦当局为了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从5月起即派兵数千围攻该城，守军虽顽强抵抗三个月之久，但因援军未至，弹药告尽，最终失陷。

    城破以后，外蒙古分裂匪军就如同在库伦沦陷时一样，如法炮制，又一次对中国商旅进行大规模的杀掠。

    的确，在满清统治时期，爱新觉罗氏对于其统治下的民族，往往采取以某族制衡某族的权术操纵。虽然清朝号称满蒙联盟，实际上蒙古人亦备受压迫之苦，驻在库伦等地的清军，后勤都是靠晋商支持，晋商则趁机在外蒙大放高利贷牟利。

    到晚清时，蒙古民众欠晋商的钱，几乎是卖掉整个内外蒙古都还不清楚。

    所以即便一般蒙古牧民，也多对晋商怀有很深仇恨。这种恨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