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电发出以后，国民大会的主张很快轰动全国。本来，江淮地区的农会、工会各级职业协会与行会组织，本来就多为先锋队组织起来的，特别是经过一卅大罢工的革命高潮以后，原本许多掌握在当地黑社会性质组织手里的旧式行会，领导权也被先锋队夺取。

    这样，以区域性职业代表制为主的国民大会主张，就对先锋队动员其基层组织力量而言，极其有利。

    在外人看来，国民大会的主张，也同样受到较普遍的欢迎。

    上海《字林西报》驻在北伐军记者团中的记者，便在歌电发出以后，到鲁中前线访问了林淮唐，并很快将林淮唐的主张带回了上海：

    “……此次提议召集国民大会，其意在此次改造中国之大业，必还之真正人民代表使自为办理……淮唐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悟，不可因彼等无学识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怀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

    经过《字林西报》的传播后，国民大会的主张很快传遍全国，并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舆论界也持普遍的支持与同情。

    日本方面的报纸对此评论道：“……林淮唐所主张的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限制、由普通人民选出代表商讨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国民大会。宛如一个国家由于大革命打碎了一切旧政治机构、法律等而后重新建设。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则举国委之于完全没有限制的国民团体来管理，这是一种比欧洲无政府过激派更甚的大破坏的危险思想。”

    但更多人则响应起来：“……林君汉先生提倡的国民大会不过是乘我们民众的意思，不许这些在政治机关上的人干涉我们的集会。我们应该赶快随时随地自由集合国民大会，这方是辛亥革命以还革命精神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亦颇含有职业的民主主义原理，把这个精神扩而广之，很可以开个新纪元。”

    在北京有些影响力的报纸，也纷纷提出：“……国民大会解决时局以来，很惹起全国人士之议论，然除一二稍抱悲观者外，大都以国民大会为解决时局之最好办法，意见之分歧，不过组织大会之手续而已。”

    甚至是东南一些立宪派人士，也因为把持着地方上的商会、学会机构，因而自认为有机会在国民大会中占据主导权，所以也纷纷跟风道：

    “……国民大会之声，已洋洋乎盈于吾人之耳鼓矣。”

    “……希望现在反对开国民大会的，回转头来和我们大家商量怎么开国民大会的方法。”

    “……林君汉先生，主张国民大会，其用意正大深远，吾辈应赞成……林先生百战功高，尤为重心中之重心，故不能不望新生民意之先生，坚持此正大深远之民治主义，则造福于国家者，虽百世犹利赖之……”

    “……自余观之，即国民大会经武力之压迫而不发生政治改良之结果，然于民国前途之改进方面，仍具非常之功效，盖既促进人民对于国家有一席非常之接触，其能引起高度之爱国心，则甚彰明也，由斯以谈，无论国民大会之能不能发生效力，吾人民终须抱一种出面组织之决心，踟蹰态度，绝非所宜也……”

    歌电消息发出以后，几天时间里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四方响动的局面，这大大出乎南北两方政府的意料。知识界、舆论界热烈支持林淮唐召集国大的主张，与其同时，全国还有不少立宪派人士也出钱出力，相继成立了一些类似“国大促进会”的社会团体来为召集国大张目。

    原本袁世凯在议和成功以后，完全没有重视北伐军发出的歌电，他认为大局已定，只等南京方面移交政权以后，北洋团体就可以借着掌握政权的机会，开始筹划向外国借款的“大举”，而且还可以立即把被困在湖北和山东的两支主力兵团救出来。

    袁世凯没想到先是北伐军在议和成功以后，竟然还是没有停止对济南的攻势，而且袁世凯寄以厚望的德国军队，竟然在胶济铁路不战而退，不仅让袁世凯借师助剿的图谋落空，而且还让林淮唐借此机会成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英雄，更让北伐军全体将士因为成功逼退外国军队，而获得了空前高涨的士气。

    之后，袁世凯也没有想到全国各界对召集国大的主张，如此积极响应。就连北洋的大本营京津地区，都有不少立宪派人士成立了国大促进会，为先锋队张目。

    至于南京，同样充满着和北京相同的大惊失色的情绪。

    宋教仁是力主议会政治的，他认为一般人民智识程度尚浅，又不熟悉法律，怎么能由不加限制的国民代表来决定国家事务呢？

    “国事可以交付代议机关公决，但代议机关应当由有条件、有门槛的政党议员组成，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才是救国良方啊。总统，我们不能让林淮唐继续胡闹下去了。”

    孙中山这段时间很受到同盟会内部的压力，此时议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