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卅大罢工口述记录整理（一）》：

    我叫王二九，山东菏泽人，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的时候我十九岁。我父亲是给德国人做打磨工的，慈禧太后还活着时，我父亲就因为长期受工伤折磨，久病成疾，无钱医治，不幸逝世了。

    我父亲给洋人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工，但死后连棺材钱也没有着落。官府衙门也帮着洋人说话，让我大失所望，后来德国人修铁路，要把我父亲那个简陋的坟给平掉，这事更激起我对洋人的仇恨。

    后来我才知道，穷人要翻身，一定要推翻这个万恶的剥削社会，成立劳苦人当家作主的政府。我这才慢慢明白过来，穷人要翻身，一定要起来革旧制度的命。

    原来我是在青岛做木工的，那时候德国钱的使用价值比龙洋高，而我们的工资明面上较济南的行家高，但应要经华人买办的克扣，因而其实不如济南。

    那几年衙门在办新政，历来没有出息的中国民族工业，偶有了发展的机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样，这时山东的建筑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因此，我们这一行的工人就经常有回济南找工作做的。

    大概在民国元年前后，我在济南认识了大罢工时期任鲁中南罢委会委员和纠察队队长的桑来朝，受他的介绍，去到上海，参加了总工会和山东建筑工人同乡会，初步受到一些阶级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

    巧电惨案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工友们群情激愤，那时候上海海员的罢工声威最大。海员大罢工后一天，桑来朝就到山东建筑工人同乡会的会馆，跟我们宣传了罢委会的政策，大家很受鼓舞，便决定也起来罢工。

    我因为在青岛有过工作的历史，人脉也比较广，特别是认识青岛当地一个木匠行会的头头，所以桑来朝就劝我去青岛运动罢工去。

    那天桑来朝找到我谈话，问我：“老九，不凿木头行不行？”

    我摸不着头脑，愕然地望着他。于是桑来朝就解释说：“青岛这个地方，是现在德国人侵略山东的桥头堡。可是过去我们的工运工作做得很不够，在青岛缺乏基础，现在罢委会决定抽调一些同志来搞。组织上希望你能脱产，回青岛做这个工作，你敢吗？”

    那时青岛还在德国人手里，据说已经戒严，空气非常紧张。也有传闻说德国人在青岛搞屠杀，要把华人全部杀掉。

    但我是山东人，再没骨头也忍不了德国人在我的老家作威作福，所以便答应桑来朝的要求。

    从此，我便以罢委会特派员的身份，不分白天黑夜，先是按照桑子哥的要求，在上海接受了讲习所的干部训练，之后便在山东大刀会朋友的帮助下，扮成德州来的菜贩子混进了青岛。

    我和青岛木匠行会的老朋友们接头以后，就开始在青岛工友中间活动起来，进行工作。当时青岛的行会组织，约有一半跟大刀会有关，剩下一半则八成跟红枪会有关。

    他们提倡“工亲爱”，讲究劳资两利，其实就是变相的黑社会组织。少数华人机器业的行会组织，则落在洋奴买办手里，我到青岛后工作很难展开。

    而且那时我认字尚不多，文化水平低下，虽然有满腔热血，但却感到一筹莫展，有力没法使。但随着上海的罢委会，陆续又组织了一批山东籍工人潜回青岛活动，我们组织的力量便增长百倍，也逐渐有了行动起来的底气。

    首先是展开宣传，发动群众。这期间我们通过种种方式口头宣传，还经常夜里悄悄把宣传材料张贴到街道和院墙上，以鼓舞青岛华人的爱国热情，掀起罢工的高潮。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康有为在北京的《正宗爱国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斥责罢工工人都是“拳匪”，说政府应该邀请列强军队用武力来弹压。我们知道这件事后，就探明了康有为在青岛的住址，然后在午夜时分，把对康有为的“通缉令”、“处决书”，张贴到了他家的大门口。

    这件事在青岛造成非常轰动的效果，因为青岛还居住着一大批反对革命政府的满清官绅。他们看到康有为因为替德国人出头，而遭了全国国民的恨，自感自己既没有康有为的威望名声，也没有从袁世凯那里捞到什么好处，因此便都转换了风向，不说发言支持罢工运动，至少是不敢再公开反对了。

    我们的传单是用“爱国人士”之类的名义印发的。当时有两种传单，一种是“为巧电惨案告青岛同胞书”，一种是“青岛华人联合起来，向德国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和展开斗争”。

    这些传单由中华书局的同志们负责排印，山东同乡会的朋友们将它们秘密藏在蔬果里运进青岛，最后由我们这群在青岛活动的特派员们负责散发。

    德国人很快意识到青岛内部有革命党积极活动，所以也加强了戒严，白天加派警察站岗，随时检查行人。可由于德军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