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烈钧淡淡回答道：“如果兵力的对比是这样，二方面军打到洛阳也不是问题。”

    林淮唐当然没有想让李烈钧打到洛阳去，那样虽然可以跟关中那帮刀客大侠们会师，但战线可就拉得太长了。

    不过二方面军只要能够挺进豫东，威胁到京汉线的枢纽郑州等地，都不需要直接切断京汉线，就能迫使猬集在武昌一带的第四镇和第二、六镇各一协北洋军，被迫撤出湖北。

    “我们不直接援鄂，而是采取威胁京汉线的间接路线，效果反而要比各省援军纷纷到武昌打添油战要好得多。”

    林淮唐也知道，自古以来，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特别到近代以来，南方在人口、经济各方面上的实力，已经显著超过了北方。只要南方完成整合，北伐就一定能胜利。

    所以，整合才是关键，利用北伐的旗帜，完成对南方的整合。

    同样，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

    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林淮唐现在竖起北伐旗帜，同样要担心后方的立宪派们，会不会成为篡夺北伐果实的戴渊，又或者是成为因担忧北伐将帅坐大而压制北伐军的蔡谟。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

    这形势同样是林淮唐所面临的，所幸李烈钧不是殷浩，林淮唐也不是桓温，他们两人之间还能合作，而不是像殷浩和桓温那样水火不能相容，最终使得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

    从历史上的结果来说，东晋的几次北伐，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

    历史上桓温北伐意在建康，虽然没有结果，但刘裕北伐最终造成造宋篡晋的事业，这也是后方临时政府的担忧所在，即前线的北伐军将领会不会因此尾大不掉？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如此政治影响到军事，军事复而又反馈影响到政治，结果就是两头都不得讨好，最终北伐只能以失败告终。

    如今林淮唐以陆海军检阅使的身份统帅三军，天下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光荣这样大，责任又是这样重，可成功的希望呢？

    或许推倒清室并不多么难，但其后的北洋军呢？

    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

    如此来看，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不同，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