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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稚竹和宜兴县县长屠宽其实好多年的老朋友，他父辈又和屠宽的父亲、常州士绅领袖屠寄世代相交，两家关系可谓莫逆。

    戊戌年屠老带领常州士人参与变法维新，是当时江南的风云人物。后来康梁一党维新失败，谭嗣同血洒京城，屠老也一度被西太后下令革除功名、永不录用，当时就是朱稚竹的父祖辈向屠家伸出援手，接济屠寄一家的生活。

    庚子新政以后，特别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宾天以后，屠寄才重新出山，做过一些常州地方的官职。

    他的长子屠宽则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以后，就以以学生练习兵操为由，向两江总督署领到金陵制造局制造的120枝5响后膛快利枪，后来又利用江苏咨议局议员的身分，和朱稚竹一起创办了武阳农会自卫军。

    屠家是革命党的鼎力支持者，屠宽更是先锋队的骨干成员之一，但武进县的警察所长何海樵却把屠宽的一个亲弟弟给杀了。

    这让屠家怎么想？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屠家的信和人，已经几度找到了朱稚竹的门上，但他自己，也正因为带乡民把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的远房亲戚，活活打死一事，遭到各方责难。

    朱稚竹头疼不已，自从北伐军光复常州以后，农民运动就平稳地发展了起来。之前常州下了一场雨夹雪，夜中又骤作暴雨，风势来得更加凶猛，房屋倒塌之声不绝，从窗外望出去，很大的树都有被风拔起来了，天将明，洪水也涨起来了，外边男女叫救之声也不绝，风虽止雨水两日仍未退。

    本地农民的生活大受影响，农会则迅速活跃起来。

    前面提到的朱稚竹、何海樵、屠宽等等常州本地的革命者，都参与到了农会组织救灾的活动中：

    或即时组织救灾队，或分乘小舟赴各灾区援救农民，或去慰问和调查，或去引导水出去，或修筑起提岸……等等。

    朱稚竹还记得，他到武进县郑六桥一带救灾的时候，当地难民身无完衣，以中国最称富庶的江南地区，一旦天灾来袭，普通的老百姓也只能挣扎在求活的生存线上，朱稚竹才明白过来，先锋队主张的“合作社”、“公社”，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及水稍退，各乡区农民纷纷来农会报告受灾情形，或请问对于纳租办法，每日约达五、六百人，农会为之应接不暇。

    当时朱稚竹也到常州府城，参加了府城农会会长何健（实际为副会长沈求）召集的苏南农会会议，磋商应付此问题。

    农会各县分会会长和先锋队各级干部之间，意见分歧很大。

    第一派的意见以为本来的计划，江南农民运动减租实行问题，依照农民团体之力量及环境是在三年之后方可，现在环境变迁，农会组织仍未得十分巩固，不便实行减租，只可以用自由减租之方法，农会可做农民的后盾，地主当不能压迫农民过甚。

    第二派的意见，以为农民减租问题，虽然依本来计划要在三年之后，但现在环境既已变迁，在此天灾之中，地主如以凶年来压迫农民，在道义上理屈，至农民方面，受此次的打击必是死力与地主抗争，对于农民增加不少的力量，以增加了力量的农民而与理屈的地主对抗，形势对农会有利。

    朱稚竹、何海樵和屠宽都是支持第二派论调，屠宽当时还在会上直接发言说：

    “地主没有武装，无力直接妨害农民之减租运动，同时亦没有驻防军为地主所利用。而各县农会已经得到有力组织，农会自卫军也接受了相当军事训练，我们并不怕地主。何况江南士绅重名望，若在此凶年而去压迫农民，冒不美之名，清名大受影响，对地主来说是很不值得的。

    常州现在有六千农军，大可以保证地主士绅不敢出头作怪，故我以为，减租殊无问题！”

    但当时主持会议的常州府农会会长何健、副会长沈求两人，都是先锋队里的稳健派，持第一派的保守论调。

    会议上两派人意见分歧太大，最后也没有确认下来一个明确的方针，只是由何健发表了一番总结讲演，朱稚竹还记得大体内容无非是要各区农会继续做好救灾工作而已，并没有明确在抗租问题上农会到底该采取保守还是激进的策略。

    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县农会各行其是，有的农会采保守立场，有的农会直接采取激进立场。

    本来江南素来习惯，每遇凶年，农民便去请求地主看田中的稻，田主愿减则减，不愿减则对分之。

    朱稚竹当时由于本地农会的方针还没有确立，便同意农会会员仍旧依旧法，请地主到田里去看稻。

    中华工党党魁朱志尧那个亲戚，就是在武阳本地有大片水田，当时有一批农会会员上到他家里请他去看稻，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