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二日长沙光复，十月二十三日西安光复，十月二十五日岳州光复，十月二十七日清廷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当天晚上清廷又命荫昌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再行回京供职；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

    高利贷立国的法国资本也不甘寂寞，十月二十七日当晚，清廷度支部与法国资本团代表男爵勾堆、华法公司代表甘锡雅草签 9000万法郎借款合同，年息6厘，60年还清。

    十月二十八日，黄兴、宋教仁等由沪上抵汉，黄兴到都督府与黎元洪会商军事，被推为全军总司令，当夜渡江赴汉口前线督师，设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

    其实武昌并非全国革命的首义之地，若论首义，当然由四川保路同志军首先发难，若论独立，也不是武昌，而是四川的荣县首先实现独立，为全国之先。

    但确无疑问的一点是，没有人会怀疑武昌的首义地位。

    湖北是九省通衢，武昌是天下交通的要津，只有武昌，而不是四川荣县，也不是广东嘉应州的起义，才能造成全国震动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首义于武昌，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革命党人更愿意将这个首义的光荣地位聚焦到武昌的身上。

    林淮唐不是没有考虑过更早一些发动起义，但先锋队、国民军和总农会总商会，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可以确保广东革命的胜利。

    如果失败，那么嘉应州起义，就会和几个月前的黄花岗起义一样，成为黎明前最后的牺牲。

    那种牺牲固然凄烈悲壮，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抹却的光荣一笔，但作为已经经历过黄花岗失败的林淮唐来说，他当然不会愿意再流更多的血。

    今天的中国，辛亥年的中国，全国上下所有学堂、学校加在一起，无论官办、公立或者私立，连一般书院都加进去，也只有两万三千多所学校而已。

    至于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学生数量，就更是少得可怕，全国总合，尚不足三百万人。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那就是大清多年来培育的学生总数，还不如1937年时民国一年的毕业生数量多，而1949年时，中国的小学以上学力毕业生则有将近八千万人之多。

    就这样的教育水平，林淮唐是真的不愿意冒然行动，把中国的精华轻易抛掷牺牲掉，所以他才在获知两湖革命党具体的起义时间后，将嘉应州起义的时间定在十月十五日。

    他承担不起牺牲的代价。

    在原本历史上，几十年后的另一些革命者，他们也有自己的荆棘道路要走，但到那时，全国小学以上教育水平者，好歹已经数十倍于辛亥年了。

    光复潮汕的速度之快、行动之顺利，其实已经超过了林淮唐的计划预料。他最坏的考虑是，如果潮汕的地方土豪民军蜂起，国民军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和这些土豪武装浪费，到那时林淮唐就必须选择尽快跳出漩涡。

    还好现在他借着陈兆棠阴谋的由头，很快就将各色土豪民军武装，都收编到了国民军旗下。有潮梅总商会协助维持秩序，地方局势也不至于到土匪、帮派分子纷纷割据一方的地步。

    在三河坝附近的两次战斗中，国民军歼灭了大量清军巡防营，抓获的俘虏也有好几千人之多。这些俘虏都被林时爽看押在嘉应州，经过辩明良莠和汰弱留强以后，林时爽以先锋队队员和农会自卫军的民兵为骨干，用这些俘虏又扩充了四个营部队。

    再加上张醁村、陈励吾那支由工友组建的潮汕支队，还有林淮唐在潮州收编的各色民军武装，经过简单整编以后，国民军的总兵力很快就扩充到了十二个营，总计八千余人的兵力。

    当然，军械的数量就要少得多，目前国民军只有长短枪支不足五千条，新旧各式的土炮洋炮不足五十门。

    国民军军队数量的急剧扩大，短时间内就翻了一倍有余，也让林淮唐感到在军官和指导员等军政干部上情况特别棘手。

    目前人手极端紧张，先锋队的指导员甚至不能确保每个支队都有一名指导员存在，对林淮唐而言，这种情况就隐含着一种“革命军”吞噬“革命党”的威胁。

    “必须立刻在潮州、汕头也组织军官速成班，国民军内部也要成立随军夜校、军士训练队，政治干部方面先从农会抽调人手应急……”

    林时爽和庄文统都在嘉应州后方负责统筹大局，林淮唐环顾周围，顿时感到干部数量紧缺的挫败。

    刚刚从梅县赶来潮州的潮梅总农会会长蔡绮洪，也问道：“现在从农会抽调人手充任指导员，那总农会的农会讲习所还办不办？”

    林淮唐不怕军事斗争，但人员教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