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初河口起义失败，约有六七百名党人逃亡到南洋，孙中山为了安排他们的生计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

    在东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是交给既是光复会巨头又是同盟会元老的章炳麟负责办理，这时也出了经费问题。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陶成章就改名唐继高，带着章炳麟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中兴日报》馆，同时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

    孙中山和章炳麟素来不和，对章太炎把《民报》办成“佛报”一直非常恼火。

    自从章炳麟负责《民报》以后，他就因为个人兴趣爱好的偏向问题，在革命党人推崇备至的革命读物《民报》里大谈特谈深奥晦涩的佛学和国学，甚至表露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倒退言论。

    不是花费大量版面研究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就是用《民报》这一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头版头条来宣传“法显和尚发现新大陆”的奇葩理论。

    章炳麟的佛学和国学功底相当深厚，他的佛学思想也带有一定反资本主义和反现代性的近代化哲学底子。

    可是当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省吃俭用买来《民报》时，一看版面上全都是是“佛说”、“世尊曰”的戒色吧言论，还不当场震怒。

    陶成章到南洋向孙中山索款时，最初，孙中山曾将自已的手表等物交陶成章变卖，其后，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五万元，孙中山也乖乖给陶成章写了到南洋各地筹款的介绍信。

    但当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到槟榔屿筹款时，并不是很顺利，该地华侨仅认捐三百元；到坝罗，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陶成章一口咬定这是孙中山从中捣鬼，光复会从此又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双方就此决裂。

    当年黄冈起义失败，同盟会在潮汕地区的领袖许雪秋失败后逃到南洋，这时也大力支持陶成章，所以南洋光复会中以潮州、嘉应人为多，蔡绮洪作为潮梅人士，受到光复会的影响也不奇怪。

    林淮唐从蔡绮洪口中了解到同盟会、光复会间的这些龃龉事后，才产生了写文章洗清章炳麟各种脑瘫言论不良影响的想法。

    同盟会和光复会决裂以后，新《民报》改由同盟会的后起之秀汪精卫负责主编。林淮唐知道汪精卫这种锐气日盛的年轻人，肯定存着打章炳麟脸的心思，如此自己的文章送到东京后，必然获得汪精卫的高度重视。

    “以手中笔肃清章炳麟各种言论的不良影响，尚在其次；关键还是要借着新《民报》这个阵地，让海外同盟会同志，了解到我们在内地坚持斗争的种种不易。”

    说白了，林淮唐就是希望借汪精卫清除章炳麟遗毒的机会，借东风发文章，提高一下自己和先锋队的海外知名度和存在感。

    “我辈亦要博一博资望。”

    去年光复会分裂出去以后，陶成章就开始鼓吹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计划，认为这是“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说是“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

    陶成章自己提倡暗杀，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实事求是，以图渐进”，实际行动上则想入非非，钻研催眠术，又异想天开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一网打尽。

    可以说孙中山固然有虚妄的一面，但和陶成章这种脑瘫行为相比，同盟会的先进性比之光复会真是要强出百倍。

    最起码，同盟会里还没有人拿机关报宣传自己喜欢的戒色吧言论，也没有人花费公款去研究日本迫真催眠技术。

    光复会中多潮汕人，如许雪秋就是潮州海阳县人，与江湖会党广有联系，号称“小孟尝”，连庄文统以前都借过许雪秋的钱。

    这些光复会中人，在嘉应州的影响力非常深厚，所以各种宣传材料和书籍才能不断进入潮梅总农会控制下的各乡各村内。

    何子渊是同盟会的元老，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密友，同时还和光复会里的许多元老成员关系紧密。

    先锋队在梅县一带的活动，到现在为止，也是得到渊公的不少帮助，如印刷机的采购、纸张油墨的输入、雨具农具甚至各种工程设备的购买渠道，都是靠着何子渊的帮助。

    就连林淮唐的入盟介绍人——同盟会福建支部会长郑祖荫，也是何子渊的朋友。

    在蔡绮洪的引荐下，林淮唐终于在梅县县城外见到了何子渊老先生的尊荣——何子渊被称为渊公，但其实年纪还不算特别大，也不过四十多岁而已。

    只不过在普遍年轻的革命者里，何子渊就显得年迈、成熟和稳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