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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日，孙中山接胡汉民复电，获悉黄兴、朱执信等安全脱险，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并为死难烈士筹集抚恤费。

    五月五日芝加哥同盟会开会，请孙中山指示筹饷方法，孙中山在会上提出“集合巨款，分途举义”，暂以100万美元为目标，议决设立革命公司办理。

    同日，由孙中山通电全世界，布告革命宗旨。

    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乍看之下无足轻重，但终将对中国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情：

    清廷从给事中石长信奏，颁布国家铁路政策：将全国重要之区定为干线，悉归国有；其余支路，准由各省绅商集股办理。

    五月七日孙中山致函谢秋，检讨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在于金钱不足，告以芝加哥成立中华实业公司，革命成功后专办开矿，欲筹资本百万元，供充革命军费，嘱将此事通告同志。

    五月十八日，在广东省新军中具有极高威望的革命党人赵声盲肠炎发作，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了一段时候，炎症加剧。再开刀时，流血过多，在同志的痛哭声中张目说∶“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去世。

    赵声先参加光复会，后又在南京参加同盟会，是在两会群众中都有威望的革命家。赵声死后，光复会的首脑陶成章仍疑为毒毙，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本已出现转机的两会关系，又笼罩上重重的阴云。

    自1895年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起，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进行了十七年的武装斗争。他们屡仆屡起，历经多次失败而志不衰，屡受攻击、责难而信心不摇，一直坚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正确道路。

    但是，这些起义也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点，这就是脱离了清末民间百姓基础的军事投机冒险主义。

    还在从事武装起义活动的初期，孙中山就曾说过∶“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他并正确地指出∶“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

    但是，在实际革命行动中，孙中山却把筹饷、筹械放到了第一位。认为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稳操胜算。而且，他长期居留国外，钱，依靠向华侨募捐；枪，依靠向日本等列强国家购买。

    这样，起义地点只能选择在边境或近海一带。广东附近地区的起义虽屡遭失败而仍然不肯作战略改变，其原因即在此。

    横征暴敛、残民以逞的满洲异族政府，正用尽各种手段敲骨剥髓，并日渐将百姓推向革命的一方，甚至就连原本支持清廷的士绅阶层，也因为在预备立宪、铁路国有化、橡胶股灾等危机中遭到清廷的欺骗，逐渐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

    收回铁路利权的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但这并没有引起孙中山等同盟会党人的充分注意。他们一心一意抓起义，时而依靠会党，时而依靠新军，走到黄花岗起义时，甚至只依靠少数“选锋”。

    如此的“到处放火”，自然使得“吾党菁华，付之一炬”。

    若没有林淮唐的力挽狂澜，则广州党人势必全军覆没。

    但即便孙中山的行动充斥了大量策略上的错误，却的确造就了“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的氛围。

    全国反清革命的高潮，正在逐渐成熟起来。

    奔走在嘉应州山路中的林淮唐，还不知道外间发生的种种变化。

    他尚不知道五月八日清廷成立了皇族内阁，给期待朝廷立宪的士绅阶级脸上狠狠打了一巴掌；也不知道五月下旬，湘鄂粤川四省都已经爆发了反对铁路国有化的大规模保路风潮。

    六月初，先锋队的二百余人小小队伍，经过数日行军。他们兵分两路，水陆并进，绕开了有清军防营兵力设防的河源、龙川二县，昼伏夜出，终于在兴宁县附近重新会师，顺利进入了粤闽赣三省交界处的山区。

    群山环伺，仲夏将至，各种各样的蚊虫满布山野，鸟雀的声声啁啾好像都充塞热气。

    林淮唐原来穿着的皮鞋早就被踩烂了，他在行军半道上已经换过两双草鞋，但都不经用，最后干脆光脚走路。

    队员们的脚底板大多因为连日山地行军，起了水泡，小腿和大腿上也多有伤痕，背上、脸上和手臂上，则都是长期日晒留下的深色痕迹。

    那支在观音阁镇时，还显得英姿飒爽的革命队伍，现在看起来尚未经过战斗，纯粹由于山野中的行军，都快要将自己走垮掉了。

    林淮唐又回到了队伍的最末尾，他体力好得过分，身为总队长却坚持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好方便随时能够帮助掉队的同志站起来。

    如果有人受了伤，林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