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身份，他就什么也不是了，真正的伟大领袖却应该是靠自己把一个普通的身份、一个普通的制度变得截然不同。”

    伍中豪少年时是林徽因的同学，也经常住在林淮唐的私宅，接触过不少书记长的私生活，他对书记长当然有非常深的个人情感，但在“极权主义”方面，伍中豪也有些顾虑：

    “墨索里尼同志提倡，极权主义需要一个伟大领袖，为的就是由这位领袖来发动二次革命，打倒腐败的机关官僚……我看他的意思，就是觉得工人阶级直接参与管理的经济民主也好，社会主义政党全面发动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大民主也好，都不靠谱，都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样，起不到消灭官僚主义的作用……”

    方声洞听到这里就笑起来说：“至少在中国，这话是有一些道理。从五大以来也过去那么些年啦，什么社会监督啊、什么经济民主啊，都搞了不少，甚至还给进步党、国民党这伙人放权，不可谓改革不彻底啊！可是结果呢？目前政府各机关当官的，究竟生活上普遍什么样子，相信诸位都非常清楚吧，你们敢说今天每一个当官的都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吗？”

    井上成美说：“非要让所有官僚、公务员，都过上完全是社会上平均线的物质生活，甚至要求他们都过低于社会平均的物质生活，未免太过，也很不现实。何况真要那样做，是不是军人也得如此？所有军人都只能按照社会平均的消费水平来配给……”

    方声洞哼了一声说：“官兵一致嘛，有什么不可以？我的意思是说制度上的调整，归根结底效果有限，该干坏事的人、该钻空子的人，你把制度修补多好，人家也照样能钻空子。所以这点墨索里尼同志还是谈的有些道理，在这方面我们就需要有一位伟大领袖，由他来发动底层民众起来，直接打倒社会的蛀虫。

    就这样，最好是七八年就来一回运动，可以作为国家制度的一种补充，靠体制外的力量每隔一段时间就净化一遍政府机关，起到更新换代的作用，这也是所谓的鲶鱼效应嘛！就当是一股活水，形成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互动，也是形成一种建制和反建制力量的新平衡，时不时搞他一回，等于是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官僚头上了，大家做事有顾忌，才不至于胡搞乱搞，弄得天怒人怨。”

    第四十章 马基雅维利式王子

    极权主义的煽动永远都对激进的革命者充满诱惑，方声洞很显然就被墨索里尼起草的《极权宪章》所深深打动，只不过这份宪章目前在中国和其他东共联成员国国内，都还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一般的普通青年人还并不了解极权主义的主张。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这种仰赖伟人神话来实现“建制与反建制力量互动平衡”的思潮，在中国也不会完全是什么无根之水……

    那更何况是在欧洲了。

    都灵是墨索里尼的第二故乡，在大战时期，他就像那一代意大利的多数革命者一样，在最后汇流入波河的涓流自然推动下，由皮埃蒙特省各个山谷从法国的流亡地涌进都灵来。

    战后初期革命工人领导的那个都灵公社，给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它的潜力蛰伏有如灰烬下的余火，虽然不显但继续燃烧，岩岸的鱼和丛林中的鸟如何迁徙到这个拱门之城，呼吸着雾气和阿尔卑斯山麓的凛冽寒风，埋藏下今天国家工团主义或曰极权社会主义在红色北意政坛上的兴盛。

    贝尼托·墨索里尼，这个彪悍强壮的革命者，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代表。

    墨索里尼本来应该乘坐一架专机，从巴黎直接降落到都灵的机场，然而他别出心裁，提前降落在尼斯附近以后，自己亲自驾驶着一架简易的滑翔飞机开回都灵，用一种极具冒险者和英雄主义的姿态回到了他的祖国。

    都灵的市民为之发出欢呼惊喜之声，意大利人经历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意大利的战败，第三个十年意大利的分裂与内战，以及第四个十年中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无疑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共识，人民要求重新统一，也呼唤重唤新统一，为此，对政治强人的巨大呼唤声自然也浮出水面。

    墨索里尼这些年来在巴黎、在伦敦、在格拉斯哥和圣地亚哥等国际舞台上的“表演”，都不仅仅是为他个人获取了极高的声望，而且也让红色北意的公民们都与有荣焉，感到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都因为这位英雄的活跃而大大提高。

    墨索里尼这趟从巴黎回到都灵，就是因为意大利第六届国家代表大会的结果——大会决定结束墨索里尼在第三国际的任职，改由北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原任总理陶里亚蒂接过墨索里尼的职位，墨索里尼本人则将回到都灵，接掌陶里亚蒂留下的空缺，担任共和国总理。

    陶里亚蒂是意大利社会党的元老级人物，意大利王国参加欧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