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他其实也知道张学良自己有正经的工作，二十年代的时候就在中国网球的国家队打球，最近两年退役下来，听说在沈阳的省队当了教练。

    至于张学良打网球具体的水平怎么样，因为张学良没能在国际比赛上拿过什么奖项，所以李宜春也不太好说。他只知道张学良是革命胜利前就跟一个英国教练学网球，等红军出关以后，张作霖看出了北洋军大势已去，也不再指望张学良继续学军事、搞政治，也就放任张学良一心扑在他自己最喜欢的网球事业上头。

    反正李宜春自己是在秦皇岛的少年宫网球场和张学良打过球，他自己，还有以前在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的一班老同学，包括胡若愚、高胜岳等人，就没有一个人是张学良的对手。

    大家一块打网球的时候，被张学良来回剃光头也是寻常的事情。

    李宜春以前就和丰田喜一郎调侃过这段往事，所以丰田喜一郎看他拿了瓶奉天果汁过来，也忍不住笑起来：“就是这个天气，我说，取缔役是不是没喝过奉天果汁出的玻璃汽水？夏天该喝那个，北冰洋、山海关都不错，味道不比朝日和三得利差，劲儿还更足。”

    中国的汽水产业没有日本发展得早，李宜春以前听张学良讲过，日本朝日啤日酒的前身大阪麦酒会社最早是在1889年就引进了德国的苏打水生产工艺。

    而中国最早的汽水还叫“荷兰水”，同治年间输入中国，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厂要到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1906年的时候，苏州的瑞记公司才第一次引进外国工艺开始生产真正意义上的汽水，后面还有宣统元年的时候上海也开了一家惠华汽水厂。

    等到袁世凯在北京创办京师警察厅的时候，北洋团体里就开始有人在天津投资建汽水厂，袁世凯喝过当时国产的汽水以后，还很关心的说过“各种汽水为夏日常用之品，如果选用材料不求纯良，制造方法不能清洁，于卫生大有妨害”，1909年的时候专门从日本引进相关法律法规制订了北京的《各种汽水营业管理规则》。

    按照京师警察机构的规定，除遵照普通营业规则呈报“制造场之地名及门牌号数；制造场之构造并绘图；机械之种类图面、架数”外，各种汽水营业者在开市之前还应呈请警察机构派员检查制造厂的构造及用水。

    如果汽水出现有污浊或变坏，沉淀物、盐酸、硫酸及其他游离矿酸，砒素、铅、亚铅、铜锡各质，或含有毒性的颜料、香料及防腐剂等情况时，也是不得贩卖。

    为保证所制汽水清洁卫生，京师警察机构对汽水制造场所的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具体包括：各种汽水所用的调制容器等不得用铜、铅等；制造汽水所用的各种器具，应洗涤极净，厂内应勤加扫除，并使空气流通，制造工人的衣服等亦须洗涤清洁；装置汽水的瓶口应封塞极密；不得使患结核类病及其他传染病工人在厂内工作。另外，为便于检验，各种汽水制造者应将姓氏及制造厂名、地址，详细开列，封缄瓶上。

    袁世凯作为中国社会党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敌人，在新中国的革命史观里自然历史地位是特别不高。不过他在清末民初，确实对中国走向近现代化社会做过一些贡献，直到今天新中国的汽水行业管理办法和具体的卫生规定，也还是沿袭当年袁世凯开创的那些章程。

    在当时，民众普遍没有什么卫生概念，一些汽水制售者投机取巧，售卖的汽水只是凉水掺颜色或加少许橘皮水，或是由洋行购买糖精混入冰水，这些汽水因售价便宜，有的仅售铜元一枚，市民购买者颇多，特别是小学生更愿购买，多少是危害到公共卫生。

    袁世凯花费大把时间研究汽水行业的管理细则，在当年的时代背景之下，确实颇有一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思，竟是搞些不急之务，可这些遗产放到新中国，又切实能起到些许作用，也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种客观规律，非人力所能置喙。

    日本的朝日和三得利等饮料巨头，都是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奠定了产业发展的基础，虽然他们也都在皇居革命以后遭到很大打击，经历公私合营和国有化的历史转折以后，很花费了许多时间才走出瓶颈期，恢复了快速的发展，但奉天果汁的发展时间更短，今天不少牌子的玻璃汽水，按丰田喜一郎的话来说口感、品位都完全赶上了朝日、三得利的水准，也算是跨越式的发展了。

    最有名的北冰洋，据说一开始是以山茱萸、苹果、什锦果酱和樱桃为原料，后来则主要以柠檬味为主。在青岛大家喝的饮料多以崂山牌为主，不过在关外地区，包括东四省，还包括蒙古地区的科布多、库伦、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五省，甚至是远东苏维埃共和国的部分地区，北冰洋和山海关汽水都卖得远比崂山牌好。

    林淮唐最喜欢喝的就是山海关梨子味汽水，这款玻璃珠子汽水中含有梨糖浆，用的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