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当然，都不是像今天的中国政府这样作为一项固定税种征收。

    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收遗产说或是征收遗产税可能的种种障碍，无非是惧怕资本外逃、担心遗产规模的审核不好界定，以及富人可以通过各种合理避税的手段来逃脱遗产税，结果就是加征遗产税只是平白增加税收成本，而并不能提高财政收入也无法调节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但对中国来说，这几乎都不是事情。

    首先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时代，资本还远没有达到全球化的阶段，一国资本想转移到另一国，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再加上中国虽然对人员的出入境少有限制，可是对资本、资产的境内外转移具备一定措施，更何况中国极少有巨富，那些资产几十万元到一百万元的富人阶层，如果为了逃避遗产税就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向国外转移财产，可能转移过程中的花费还要超过遗产税的征收。

    至于遗产的审核，也是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巨富阶层，所谓的富人阶层财产构成也比较简单，再加上此前数度的社会革命、国有化改革，其实也已经等于是进行了许多次全国规模的财产调查，这就使得在中国审核一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变得较为容易。

    而合理的避税，在当前的中国可行性也比较低，因为在中国现在几乎没有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差不多百分百为国有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控制，想通过金融手段避税是很困难的。

    遗产税在中国的出炉，比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容易得多。

    今年林淮唐又要就遗产税的征税细则进行调整，把之前四十万元的免征额度降低到二十万元，但是普遍的累进税率则都提高了大约五个百分点左右。

    消息传出，还是举国哗然，毕竟二十万元的资产其实已经不算很高。

    在中国政府中收入最高的群体，就是银行团的高管，他们不用贪污腐败，只靠正常的工资收入也能积累下超过二十万元的个人财产。

    这就真是我有一头牛了。

    银行团的管理阶层自认为他们强烈不满新税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当前的中国，企业单位和政府单位、事业单位的待遇相差比较大，各类企业更多是自负盈亏，因而一般是员工的薪资收入要高于公务员，享受的生活福利待遇则要远低于公务员。

    现在遗产税的改革，还有其他对个人收入的征税税率调整，很明显都是对薪资收入较高的企业单位员工不利。

    很多公务员呢？

    他们是一个月可能拿着一百块钱，甚至是拿着七八十块钱的低收入，可是实际上因为吃饭可以在单位食堂，逢年过节会发放各种米、油、糖和各类副食品的礼物，看病上学也都比其他人方便很多，所以七八十元的薪资收入，却能过上企业员工可能两三百元月薪都达不到的生活水平。

    这就让人十分恼火了，而且书记长不是允许体制外力量对政府施政的监督吗？所以也有大量在企业单位工作的职员、工人，加入到“经济主义”闹事的行列里来，他们强烈要求废除遗产税的改革，一部分人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遗产税改革就是政府抢老百姓的肉吃，言辞是异常激烈的。

    这些职员严格来算，当属于知识分子，接近于说是小资产阶级了。他们的体制外闹事活动，很多就依靠于国民党，经济水平较低一些的工矿企业工人，有的也参与进来，闹事就主要依靠劳工党，当然参与反遗产税改革的工人数量还是很少的，工人真要靠自己的纯收入达到二十万元财产，那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工程师或者是拥有某些实用性发明创造的专利权。

    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对专利权的限制有很多，但专利本身还是值钱的，只是由于国家随时可以征用专利或冻结专利，所以专利权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用于搞垄断。

    相对的，在诸如财经委这类单位中享受大量生活福利的公务员，也有人依托进步党的组织搞相反的游行示威。

    不过，所有人也都很清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党才是最强大的一支力量，所有人其实还是在等待社会党方面开出的方案。

    林淮唐刚刚参加完又一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的茶话会，双十节那天他在青岛刚刚落成的新华宫发表了一番演说，谈话间也提到了公务员福利待遇的问题，这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本来，五大以前，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员工也是自己“办社会”，各企业也都会自己办学校、办医院、办食堂，给员工大量福利待遇。五大以后政府把“办社会”的权力和经费，都收归中央，统筹进行管理，这确实是抹平了各企业之间福利待遇差异很大的问题，可是却没有解决政府单位大量搞员工福利的问题。

    就连林淮唐都觉得，这样办，真的就怪不得老百姓对党政官僚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