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角也就格外大。总而言之，不轻便、不灵活、效率不高、优越性不大，这也就决定了它到后来必然被看成一块鸡肋的结果。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切并非是畅通无阻，即便林淮唐深知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种种教训，即便他是一位精力超群的超人，即便他还通过种种机巧的设置，扩大了人民群众参与地方政治决策的范围，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类的问题。

    还有，由于中国政府在乡村一级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国大委员会制度，由乡国大委员会包揽了议论、行政和监督的大部分权力，这种当初急于精兵简政实际需要而推行的阶段性措施，也造成了地方干部权力过大，甚至有时能够叫板上级的问题。

    并且因为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均衡的问题，不同村集体、不同合作社和生产队之间，也开始出现了贫富进一步分化的情况。

    例如淮海省宿迁就有一处村集体，由于经营得力，本地的农机合作社就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了十余辆拖拉机，不仅可以高效满足本村绝大部分的耕作需要，还能够进一步租给外村，此消彼长之下，这一个村集体的收入水平就逐渐发展到了较周边地区高出三四倍还要多的水平。

    里德是一名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虽然中国农村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缩小到了很小很小的范围内，但集体、合作社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扩大，并且里德也感到中国政府并没有出台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这种贫富分化。

    里德回到青岛以后，也和中国政府里主持农村工作的林祖涵谈过这一问题，林祖涵给出的回答是：“……中国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消灭经济主义的地步，我们也不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现在政府对贫富分化的限制，主要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限制单一一个生产队内部领导、干部和队员间的贫富分化，至于更高一级的合作社和集体，我们认为问题根结在于地区发展的失衡，这应当靠进一步的城镇化和中央主导的财税转移支付来解决……”

    里德对这个答案并不太满意，他觉得林祖涵给出的回答本身也属于经济主义的范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下正暗流涌动发展起来的贫富分化问题。

    可里德不可能比中国政府这些干部、官员，更加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他自然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比林祖涵更好的答案，暂时也只能先看一看中国当前实施的政策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了。

    “政府主要是通过二次分配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通过转移支付解决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的问题。”林祖涵再次回答说，“我们手头的政策工具还很有限，并且有限的资源要优先用在刀刃上面，不可能说辽宁修一个钢铁厂，然后全国每个省区都要再修一个钢铁厂，绝对平均主义，我们没有这个资源去搞，即便有这个资源，也不可能真去这么浪费。”

    里德心知肚明，勉强能够理解，但还是说道：“中国政府实行的二十四级工资制，也是违反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林祖涵笑笑说：“巴黎公社的原则？不可能每一条都在现在办到，您看，就连今天巴黎人自己也是办不到的。”

    巴黎公社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实行供给制，彻底消灭工资等级。这一点，中国社会党在解放战争初期确实实践过，只是后来摊子越铺越大以及财政状况大幅度好转以后，完全的供给制就很难再维持下去，到二十年代以后更是废除了对大部分商品的供给配额限制，进入30年代以后，就连过去对文化产品的供给配额限制也几乎全部取消。

    里德认为这种做法无益于打碎科层制，反而会加强科层制、加强官僚在国家中的地位，林祖涵则说：

    “参议员先生，现代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只会越来越复杂，而不可能越来越简单。只要政府的职能和事权还存在，我们即便废除大部分科层制下的机关单位，原来那些机关干的事情还是一样要有人负责，结果不过是平添许多临时机关，而假使政府放弃这些公共职能，那么就必须由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来分担。

    我国的工会组织特别强大，也就承担了相对你们美国多得多的公共职能，我想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科层制官僚主义的一种制衡。”

    第二十章 谁来和平演变

    里德刚想说即便如此，美国的官僚们看来也没有中国政府的官僚权力大，但话还没出口，里德就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工会的规模、动员能力、权力和掌握的公共组织职能，又确实比美国产联这一类的战斗工会强大许多。

    在美国政府的职能事权确实不如中国，但这也不过是因为美国政府把相当一部分的公共职能交给了资本家和私人企业负责，在中国工会掌握的公共职能虽然达不到美国资本家和私人企业的程度，但又比美国工会掌握的公共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