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的时候，那时志愿旅官兵们刚刚经历了清扫伦敦外围加拿大军团的一系列恶战，伤亡很大，部队状况也很糟糕，就是得到了伦敦妇女公益志愿团的帮助，才很快适应了在伦敦的新生活。

    艾玛小姐短发，在这这时候的英国算是比较罕见，她的外貌十分美丽，气质典雅，视力不太好，太远处看不见，因而戴着一副椭圆形的眼镜，这一时期英国戴眼镜的女性还非常少，更何况她过去只是一名女仆。

    伦敦妇女公益志愿团，其实就是由一大批被解放的女佣人组成。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俗，家庭出身在中产阶级以下的女子能够佩戴的只有便帽，而不是时髦俏丽的系带帽子，只是艾玛过去受雇佣的家庭属于经营化工业的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并不在意这些陈词陋规，所以艾玛小姐常戴的就是那种经典的白色饰带。

    “黄上校，妇女公益团为志愿旅募集了一批食品，有培根、有黄油，还有多种多样的鲱鱼制成品……这是清单，同志，上校同志，您可以过目一下。”

    在初期的交接过程里，黄公略已经对这位工作上表现十分干练的妇女公益团负责人产生了相当好感，年轻人面对心仪女性时的紧张尴尬也在他的身上暴露无遗。

    其实，跨国的爱恋在这个年代实在很不罕见。

    在亚洲，正有以百万规模计的中国干部和日本干部相互到对方的国家工作、学习和生活，还有好几十万中国技术工人在法国接受培训并参加工作，为了保卫远东苏维埃共和国，并帮助远东共和国恢复经济，同样也有数十万中国军民在赤塔、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等地长期生活。

    在东亚联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公民的跨国民事婚姻审批流程已经非常简单，除了需要提供所在国政府涉外部门开出的身份证明以外，和国家内部公民的结婚手续已经完全相同。

    像中法、中俄这样的国家之间，结婚手续就要再复杂一些，但这也抵挡不住越来越多的跨国夫妇诞生。像是中国援苏兵团的总政委何贯中，就在赤塔和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亚·托尔斯塔亚结婚，长期在法国工作的陈乔年则和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国际志愿者多洛雷斯·伊巴里恋爱。

    在巴黎的中法友谊大学，中国留学生们更是遭遇到了极为强烈的法式爱情文化的冲击。孩童时成长在令人窒息的中国封建家庭中的这一代留学生，在巴黎除了收获到爱情以外，也经常因为中法两国爱情文化的巨大差异而产生种种冲突，像中国留学生就非常难以接受校方在学校内开设专门的情侣旅店，有些中国留学生抱怨道：

    “……每个人都在配对，我不敢说这之中没有纯洁的革命爱情，然而他们只要在一起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孩子，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数不胜数……”

    堕胎手术在今天的法国不仅合法，而且很多女大学生还没意识到反复堕胎会给身体造成的严重损害，即便没有堕胎的女大学生在生下孩子以后，也不喜欢由自己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后一起抚养孩子，而是选择把孩子送到公社政府开办的儿童之家接受社会抚养。

    这些对中国人而言颇“骇人听闻”的事情，经由不少留法学生归国以后传到北京，使林淮唐都不得不在一次中法两国的经贸合作会议上，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塞尔加香谈及此事，劝说法国政府应当“针对泛滥的反复堕胎和弃养婴孩施行针对性的限制政策”。

    一些奉行禁欲主义的中国留学生，就颇对法国和俄国同志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感到失望，在巴黎，浪荡的“浪漫行为”时有发生，中国留学生们还能比较以禁欲主义克制自己的行为，但更多到法国来接受培训的工人们就没有给自己设下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他们很从容接受了法国公社种种时髦文化和艺术的熏陶，除了在精神上融入法兰西公社式的生活以外，也在“身体”上融入其中。

    大量中法情侣应运而生，又因为两国爱情文化的不同，新的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自然也是无处不在。

    但在自由、混乱和疯狂的恋爱与性之下，也说明着这几个国家当下亲密且友好的关系已经到达了何种地步，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的亲密关系又到了何种地步。

    还好，黄公略在巴黎待的时间不长，他心仪的艾玛小姐不是崇尚性自由的法国革命者，而是一位刚刚获得解放的维多利亚式女仆。

    “艾玛小姐……真是很感谢公益团的帮助。”

    艾玛小姐又看着黄公略问道：“同志，我听说国际志愿旅即将解散回国，你也会离开吗？”

    “啊，志愿旅解散的话，我肯定要回到中国。”

    第二百四十八章 末尾

    艾玛小姐捂着嘴轻声一笑：“劳联会有一个中英医护事业的合作项目，黄同志，您希望我参加这个合作项目吗？”

    黄公略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