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宗旨。

    拉玛六世希望用猛虎团和童子军来为自己掌握军权，确保君主地位不至于受到其他王公贵族的影响，这就导致从拉玛六世登基之初开始，六世王就和其他王室贵族关系极差，早在1912年暹罗国内其实就爆发过一次反对六世王的政变。

    政变的推动者是以四世王、五世王一系为主的贵族成员，但密谋发起1912年政变的直接领导者九十一人中，大部分是陆海军中的青年军官。发难政变的三位领导人是实差突上尉、差伦纳·班猜中尉和春柿·沙旺少尉。他们计划趁曼谷和其他各省首府的所有文武官员聚集佛寺，参加一年两度的向国王表忠“饮表忠水”的隆重仪式之际，包围佛寺，以武力挟逼国王接受王室合议政体。

    但是，由于内部有人告密。他们还来不及动手，就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被全部逮捕。为首三人被判死刑，其余的人则被判以二十年徒刑，后来因拉玛六世受到来自王室成员和许多贵族的施压，又赦免这些人，使其得以免于死刑和分别减刑。

    欧战爆发时，拉玛六世本人因青年时代曾在英国求学，对英国有着较深的感情，因而在个人感情上是同情协约国的。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对暹罗的蚕食行径，使暹罗人民对英、法不满，尤其是反法情绪仍普遍存在。

    加之，暹罗军队中又有一个强大的亲德集团，因此因，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暹罗根据海牙国际代表会议的精神，发表了中立宣言。对此，德国感到满意，它得以利用暹罗的中立地位，使它在暹罗的既得利益为其战争服务﹔而英法则竭力动摇暹罗的中立决心，希望暹罗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对德作战，以便削弱德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地位。

    所以在暹罗国内，拉玛六世时期利用欧战局势，在行政机构内部，尤其是铁路、银行、公共事业等机构，效仿中国，聘用了大批亚洲的德国侨民为顾问。

    到今天，这些德国顾问还在暹罗不少重要部门工作，也拥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因此1925年政变爆发以后，德国外交团团长贝特曼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政变以后的人民党政府，会不会对暹罗的行政机构进行一番大清洗？如果这些德国顾问被解聘，德国在暹罗政变的问题上就会显得非常吃亏，这也是柏林方面所不能容忍的结果，一旦真出现这种情况，柏林方面已经授意贝特曼，那时外交团就退出曼谷会议，准备用武力和战争解决问题。

    所幸，贝特曼所考虑的最恶劣情形并未出现。

    人民党在曼谷的政变成功以后，大部分的却克里王室成员都被软禁在了寺庙内，王太后也被限制了出入自由，怀孕的王后则被摄政内阁捧了出来安抚民意，暹罗各地的驻军没有发生太大动静，东北部靠近柬埔寨和老挝边境的军队，都被方声洞死死盯住，一动不能动，只有位于北大年的一部分暹罗军队曾发生过哗变，不过很快当地的军队将领们也摸清了形势，选择约束部队站到了人民党政府这边。

    摄政总理陈家乐随后宣布大赦，并亲自拜会了各国外交代表团，特别是向德国和中国许诺暹罗今后还会将保持中立地位，对于外国目前在暹罗任职的顾问和技术人员，也都会保障其原有的待遇。

    在朱拉隆功大帝实行近代化改革以后，暹罗的社会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拉玛五世时代到拉玛六世时代，暹罗的年度预算收入部分从二千四百八十万铢增长到六千六百八十万铢。欧战前后，各种税收从一千九百七十万铢增长到五千三百四十万铢，即增长了约一倍半，其中间接税从一千六百六十万铢增长到三千五百四十万铢。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在暹罗所享有的各种经济特权和既有的势力依然存在，为了巩固和加强其在暹罗的既得利益，它们与暹罗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下的地主贵族和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共同压抑暹罗民族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各国还极力利用他们的经济特权，千方百计地要把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暹罗政府也没有认真计划兴修水利灌溉事业，鼓励开垦耕地，以及采取借贷形式扶植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等措施。所以，暹罗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而民族工业更由于低关税的外国商品的冲击，国内市场的狭小，原材料匮乏，资金短缺，缺少兴办企业的人才以及得不到政府各方面的扶持等诸因素，而长期得不到长足的发展。

    直到欧战期间，暹罗的民族工业才有所发展，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借着欧战的黄金时期迅速发展起来以外，产业工人的数量也迅速增长，虽然还不足以作为单独一个的政治力量来统治暹罗全国，可是暹罗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们，已经有能力来维护人民党目前建立的联合政权。

    政变以后的曼谷大街上，处处可见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