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律师、教育家、新闻记者、农业、工商业者等各界人民代表占有不少席位。

    看来，陈家乐还是多少挺进了一些中国方面的建议，决定先行成立一个基础比较广泛的联合政府，以对抗王室的反扑。

    通过政变军队占领的广播电台，暹罗人民党迅速把这份革命纲领宣言传遍全国，陆军部方面的抵抗也在纲领宣布以后逐步瓦解，大部分中下层军官都选择站到了暹罗人民党一方，总参谋长扎克拉彭亲王孤立无援，被自己的警卫逮捕以后送交新政府，那些躲在寺庙里的王室和僧兵，也很快被起义工人一个个揪了出来投入监狱。

    政变的过程之顺利，就连陈家乐自己都感到吃惊。

    但这其实毫不奇怪，军队、政府官吏和曼谷市民，并不在乎到底是由五世王一系还是六世王一系继承王位，人民在乎的是改变、是革新！

    从中国辛亥革命开始，这股先共和而后倒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风暴，就已经席卷亚洲，任何亚洲的君主制国家都难以逃脱辛亥革命的影响，来自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家进步青年也纷纷奔向中国求取真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暹罗国内其实早就已经聚集了一批对旧体制极端不满的革命分子。

    欧战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则是直接的导火索，暹罗脆弱的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对海外的稻米出口，可是随着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改造以来，中国农业是连年丰收，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年年下降，这也在另一层面造成国际稻米价格的连连下跌，后面又有另一个稻米生产和消费大国日本也在农业上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稻米产量因此连年增加，再次挤占了暹罗的稻米出口，最后全球经济大萧条就给了暹罗农业致命一击。

    依赖对外出口的湄南河农村迎来普遍破产，短短几年间国际粮价下滑达到百分之八十之多，暹罗原有的一些小生产的轻工业也在东亚联盟工业品的冲击下陷入绝境，国家危难关头，却克里王室成员却依旧保持奢华的生活，还占据着国家上层大部分的重要职位，这就使得不仅是暹罗底层百姓对旧体制不满，就连中上层的许多社会精英也把仇恨集中到了却克里王室身上。

    政变中扎克拉彭亲王一度赶到广场上，想要呼吁曼谷市民保卫王室，结果却只收获来了暴动工人的一阵枪击，自朱拉隆功大帝以来却克里王室所建立的威望已经跌到谷底，因而暹罗人民党的政变才能如此顺利。

    似乎世上真存在天人感应一般，就在政变大约顺利成功的同时，曼谷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渐渐停息，天空中密布的乌云逐渐散开，太阳约莫露出白色的半角，摄政内阁派出的外交官也赶到德国代表团的驻地，将暹罗成立新政府的消息通报给各国。

    陈家乐自任摄政内阁总理，御林军的指挥官披耶帕凤接替被捕的扎克拉彭亲王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政变落下帷幕，大局底定，位于暹罗东北和南部边境的外地军队也在新政府发表了革命纲领宣言以后，纷纷致电曼谷表示效忠之意。

    陈家乐又亲自给北京发去一份电报，向林淮唐详细介绍了暹罗人民党从接受拉玛六世任命开始，直到今天顺利接管暹罗政权的整个过程，考虑到人民党的真实实力还比较弱，暂时不足以真正控制暹罗全国，因此人民党决定暂同民族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并会宣布暹罗为中立国家。

    林淮唐还在青岛，他和朝鲜、越南、日本几国的领导人开会谈话以后，大家都认为现在就使暹罗加入东亚联盟实在为时尚早，各方面的条件均不算成熟，因此也赞成陈家乐提出的中立原则。

    “希望这多少可以稳住德国。”梁启超感叹道，“人民党政府亲华，即便它对外宣称是中立国家，毕竟也和我国我党关系更近一些，对中国对东亚联盟都是很有好处的。”

    不过这次政变对林淮唐最大的影响，还是使他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亚洲各社会党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这一次运气好暹罗政变一路顺风、大获成功，可事前政变计划既没有和东共联商讨，也没有走第三国际的渠道知会其他兄弟党派，以至于政变初期中国颇为被动，今后是不该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林淮唐强调：“不说外部国家，至少东共联内部应该加强互信和沟通机制，我再提几个建议，一是这次在青岛成立的东共联国家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如就从临时性机构转为一个永久的常备机构，二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外，我提议再成立一个东共联国家情报委员会，使我们各国之间的消息互通有无，避免在东亚联盟内部也闹出像暹罗人民党这次的突发状况。”

    东亚联盟现在有统一的关税市场和统一的边境政策，但是货币、财政、军事国防、特种情报等方面，各国之间还是各行其是，远远没有达到林淮唐希望的那种一体化程度，所以一有机会，林淮唐就要继续推进联盟的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