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粤菜，为了照顾外国宾客，国宴菜肴的口味也以清淡、软烂、香醇、口感温和不刺激为主，且冷菜的数量比较中国人的一般宴席要多不少。

    乔治瓦卢瓦和斯大林又在低语交换意见，斯大林曾在中国有比较丰富的活动经历，所以主要是他讲、乔治瓦卢瓦听，斯大林主要指出的一点就是过去他在中国认识的许多社会党人朋友，今天都没能在国宴上再见到。

    苏俄代表团到北京以后，斯大林也设法去联系这些老朋友，想要叙叙旧，可是结果却被通知这些人里很不少的一部分目前都处于隔离审查的状态。

    这就不能不使斯大林大为吃惊的同时，又深深思虑起来。

    “据我所知，中国社会党里遭到隔离审查的干部，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整风运动过程中被查出了问题。”斯大林一边品尝国宴上的菜肴，一边说道，“这些问题的发现者，不是社会党的监察和纪律组织，也不是政府的警察、检察部门，而是社会上的民主政党、团体、组织、媒体。”

    斯大林和乔治瓦卢瓦点评说：“这是不是出了大问题呢？靠对立党派来揪本党的纪律问题、组织问题甚至是腐败问题，那这一方面是把本党的地位抬升到了等同于政府的地位，因为从来只有政府才需要接受这种力度监督的，另一方面则是又让社会党的内部组织问题受到外界社会的肆意干扰和影响，瓦卢瓦同志，你不认为这大有问题吗？”

    乔治瓦卢瓦的政治观点在法国属于毋庸置疑极端激进立场的索雷尔派，可是法国历史上拥有浓厚的民主传统和土壤，所以哪怕是属于极端激进立场的索雷尔派，在讨论到社会监督方面的时候也是远不及斯大林靠左的。

    乔治瓦卢瓦说：“同志，我要和你唱一唱反调，在法国这样的情况实在屡见不鲜。中国社会党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工人党，都不是独立于社会以外的存在，它不是真空中的球形鸡，不是完全抽象的事物。作为单独的一个公民，确实只需要受政府和法律的监督，而没有受社会道德和其他公民监督的义务——他受这种道德的监督是一件好事，但不是必要的。

    可是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不同于此，在法国任何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在受法律监督的同时，也要受社会道德、大众舆论的监督，舆论监督不能直接给社会团体定罪，不能直接裁定某一个社会团体解散或是对其进行处罚，但它可以提出问题，并将问题移题交给拥有这种处罚权力的机关来解决。”

    斯大林摇着头：“您说的是理想情况，多数实践中大众舆论就可以直接杀死党，哪怕不能杀死，也能制造足够大的伤害和灾难。”

    乔治瓦卢瓦说：“即便有这种成本，也应当允许社会监督的存在，因为它的存在可以大大弥补检察机关的不足，起到的作用、节约的行政成本，一定比它造成的伤害和浪费更大。”

    斯大林和乔治瓦卢瓦的意见有些相冲，谈不下去，便又重新回到吃饭上面，至少国宴的饭菜这一点还是令两人均感到十分满意的。

    除了来自法国的几种知名葡萄酒以外，在国宴菜单里还出现了一些日本、朝鲜、越南的特色名菜，这自然不仅是为了照顾外国宾客的口味，而且更是为了强调东亚联盟诸国的一体化特点，大家吃得尽兴中，武藤纯子也注意到受邀参加这场国宴的民主党派人士数量并不多。

    梁启超、廖仲恺都在坐，陶成章却不在坐，而且除梁、廖两位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人物以外，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就都没有再受到邀请出席了。

    这显然和当前中国国内的政治空气很不相符。

    因为仅从报章上来看，目前社会党主要管理的几份报纸，虽然已经开始陆续对民主党派人士提出的种种问题展开了辩解、辩驳乃至于反击，可是全国舆论战场的总体形势，还是以民主党派的进攻为主。

    武藤纯子本以为林淮唐会邀请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一起赴宴，结果却完全相反，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不会仅有武藤纯子一人发现，国民党、进步党中许许多多在整风运动里大出风头的社会名流、领袖人物，在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国宴受邀的请柬时，当然也就发现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有人是不满，有人是紧张，有人是恐慌，也有人乐得自在，比如说身段灵活堪称一绝的汪精卫，他本来因为没有收到国宴请柬的缘故，还自己吓自己，连续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满心认为是自己那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摸错了林淮唐的心理，出了大问题，说不定政治生涯就要就此完蛋。

    等到汪精卫发现他所认识的许多朋友，包括宋教仁、于右任、林森、章炳麟等人，全都没有收到国宴请柬时，汪精卫才恍然大悟，放下心来：“看来，是形势起了变化，整风运动钓出了鱼，那些风风火火出头的人物这下都要遭难了。”

    不过，实际情况又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