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

    距离柏林和会的结束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世界大战的硝烟在那次盛会以后确实逐渐远离了人间，新闻报纸上不再经常出现阿尔萨斯洛林、鄂木斯克、苏伊士运河、科西嘉岛、越南和印度这些名词，中国国内大部分的新闻都聚焦在了一五计划建设的种种成就上。

    更多的工厂、住宅和办公楼被修建了起来，陇海铁路在在1922年全线贯通，蒸汽机车头喷薄而出的白色烟雾里，海原大地震给西北地区留下的深刻创伤，也在为时间所逐渐愈合。

    技术难度更大的兰新铁路还在修筑当中，中国的资金还很有限，虽然林淮唐采取了不少创新的办法——中央放手让财经委主任黄少通成立了好几家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以中央四大银行为首的国有银行团拥有了不下于欧美任何一个庞大财团的实力，甚至财政部在某种意义上本身也带有了金融托拉斯的意味。

    林淮唐允许了一定程度的金融“魔术”，中国政府直到1924年还没有像法兰西公社和远东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成立相当于“经济内阁”的劳总联委员会或计划经济委员会。中央政府有一个全国经济规划署，权力远没有法、俄的类似部门那么大，一直被归属在财经委的领导之下，对银行团也没有过强的干涉能力。

    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工业规划，更多是依靠信贷进行调整，包括农业方面的农民劳动合作社也是如此。国家向各地农村的合作社提供了规模非常庞大的长期优惠贷款，但个体农民不能直接由国家获得贷款，只有通过合作社农民才能得到以实物形式提供的化肥、种子、农药，以及由贷款预支的农技、农机等服务。

    在工业方面，刘师复虽然一直希望由工会方面掌握各级的投资资金，但最后在中央财经委和黄少通的争取之下，中央还是把投入工业建设领域的资金首先注入银行，交由国有银行以投资基金的形式来作为主要经济组织和宏观经济发展的调节者。

    而且在1923年财经委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允许银行与投资贷款需求单位之间自由协商确定投资贷款的原则。

    这几件事都让刘师复很不满意，他一直希望能在中国工业和经济建设领域推行工团主义，可结果是中央宁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工业建设，也没有像各大工会放权，工人的收入虽然由于这几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跟着有了长足的增长，但政治上的权力，特别是工人对于工厂的管理权却有所下滑。

    刘师复也因此越来越淡出中央领导层，在今年年初的中央全会上，他以个人健康不佳为理由推辞了书记局的选举活动，只是推荐了另一位中央执委林祖涵以候补书记的身份来分管工会工作。

    中央政治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其他领域引起连锁反应，刘师复半隐退的消息在党内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大家都接受刘师复身体不豫的理由，毕竟在柏林会议以后中国在经济领域算是真正迎来了一个空前的黄金时代。

    不仅是粗钢、煤炭、石油、电力、化学肥料和水泥等主要的重工业指标有了飞速的提高，在轻工业领域，棉纱产量增长一倍有余，在1924年已经突破了四百五十万件，棉布产量接近一亿五千万匹，食用植物油的产量超过一百万二十万吨，面粉和盐的年产量也都超过了四百五十万吨。

    在这三年中中央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已经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投资总额的好几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些理解马克思的那句话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今天的中国也用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创造了相同甚至远过之的经济奇迹。

    城市景观和街道上的变化是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在短短十年前，中国大部分的城镇都还和晚清没有多大差别。到处可见是低矮的茅草屋，普通的瓦房就算很不错的平民住宅了，只有官府的府邸和士绅地主的大院才有着现在人认为是正常的居所。

    今天呢？大城市的街道都被拓宽了许多倍，至少在省会级城市，政府都依靠充足的投资和高效率的动员，把柏油马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路灯、自来水、电影院和广播站引进城里。三年间，通水通电通暖气的君汉楼，也在以每年好几百万平方米的速度扩建，城市地区的景观正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着翻天覆天地的变化。

    这一代中国人肉眼可见身边的生活如此剧变，在农村地区变化没有城市地区那么猛烈迅速，但也同样惊人。甚至从财政分配的比例来看，政府在居民生活和消费品的投入方面，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是要远高于城市地区的。

    中国的土地革命运动差不多在1921年前就已经陆续结束，在那以后农村地区的建设重点就在于不断推广和扩大各级、各类型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