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纯子和唐绍仪、顾维钧、方志敏这些人一样，都精通多门外语，又有多年在国外跑新闻的丰富经验，让她做外交工作在能力上肯定没问题。

    有问题的只是武藤纯子作为一个女性，出任如此要职，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还是挺难接受的。而且她的职务、威望和地位相对其他国家派出的外交代表，也显得低了一些。

    武藤纯子本来还以为林淮唐将要出席柏林会议，所以一度很积极争取日本代表团团长的位子，等她得悉林淮唐无暇赴德以后，失望之下态度也变得保守、消极了一些。

    到最后，日本代表团的团长问题一度困扰了片山潜政府，片山潜甚至还想如果实在没有更适合的人选，那就干脆让西园寺公望重新出山算了。直到内阁开完多次会议，几乎就要决定让西园寺公望出山担任代表团团长的时候，武藤纯子却从皇邸带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消息。

    皇邸就是平成天皇多喜子陛下现今的住所，山本五十六在“东京革命”时一炮炸毁皇居以后，天皇居无定所，多喜子一度只好借住到她叔父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家中。

    对，在日本革命以后不久，闲院宫载仁亲王在沈阳审判中被判无罪，很快就被红军释放归国。据说闲院宫载仁刚刚回国之初，陆军中居然还又冒出一群长州藩阀的余孽跑到闲院宫载仁家里，百般煽动，说是要拥立亲王殿下起兵“尊皇讨奸”云云。

    尊皇，尊的还不是多喜子，因为长州藩的余孽完全不把多喜子当成正统的天皇继承人，他们打的如意算盘就是直接拥立曾做过陆军司令官的闲院宫载仁亲王当新天皇。毕竟按照《皇室典范》来说，闲院宫载仁的继承权序列其实还排在多喜子前面，只是当初闲院宫载仁尚是红军的阶下囚，当然不可能和多喜子竞争皇位。

    讨奸，那自然就是要讨伐勾结中国、出卖日本的“非国民政府”，最好能把片山潜、北一辉、武藤纯子为首的国贼全部诛杀。

    闲院宫载仁本人在中国当了一年多的囚犯，他深知如今革命阵营和长州余孽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所以一点也没客气。

    本来自己被释放回国以后，面对革命以后的新日本，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住皇族的待遇，说不定连住的房子都会被政府没收。现在可好了，瞌睡遇上枕头，闲院宫载仁立马就将所有拜见自己的陆军将领、军官名字记录下来，转手就把名单交到了保安省那里。

    一场“尊皇讨奸”的清君侧行动，还没有开始，“忠勇”的爱国军人们就被他们想要拥立的天皇候选人举报进了巢鸭监狱。

    这一回，新政府对陆军、海军的控制力也远比琉球危机时强得多，逮捕行动没有惊起一点水花就圆满结束。闲院宫载仁则靠这一“壮举”获得了新政府的信任，不仅成功保住了自己的亲王头衔，而且在受片山潜接见的时候，从片山总理口中获得了保证，闲院宫家在京都御苑的那一处宫邸产权虽然归政府，但允许闲院宫载仁在其有生之年都可以无偿使用。

    另外，本来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日本的国会中除了民选产生的众议院之外，还存在一个由不经选举的皇族、华族、敕任议员构成的贵族院，权限与众议院对等。

    而且除了贵族院以外，日本还存在一个权力足可以制约内阁的机构枢密院，而且枢密院也和贵族院一样，并非民选，而是由天皇直接从显赫的元老重臣里挑选。

    长期以来，贵族院和枢密院就是日本华族和藩阀势力活动的大本营。东京革命以后，新政府也对贵族院、枢密院进行了一定改革，首先是对枢密院不再允许现役军人担任枢密院顾问官，并且顾问官的任命权也被交到了总理手上，片山潜就直接任命了二十多名日本社会党党员或是亲近社会党会的左翼人士担任枢密顾问官。

    对于贵族院，新政府没有直接将其废除，而是将贵族院改称为政治协商院，用于暂时安置一些在社会上有名望和影响力的旧派人物。

    闲院宫载仁在举报了妄图“尊皇讨奸”的陆军密谋小团体以后，就被新政府发表为了政治协商院的议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枢密院副议长。

    至于枢密院的议长和政治协商院的议长，在武藤纯子的建议下，新政府就干脆直接让多喜子陛下来兼任这两个职务了。

    毕竟按照宪法来说枢密院本来就是天皇聊备顾问的咨询机构，那么让天皇本人担任枢密院议长便再适合不过了，让天皇来当政治协商院的议长，也可以借此管制住不安的旧华族。

    最重要的，这也解决了天皇在社会主义新日本的地位问题……多喜子不再是作为日本国家的君主了，而是转型成为日本神道教的宗教活动家。

    为了更明确这一点，片山潜政府还把多喜子任命为了全日本神道教协会会长和全日本佛教协会副会长，正好也可以借这个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