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登道夫再次回到柏林的时候，这座久在战争中饱受饥饿考验的大都会已逐渐恢复生机。不管东普鲁士的容克庄园主们再怎么抱怨，来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面包还是喂饱了柏林市民，德意志的普遍饥荒都到了这种地步，皇帝、政府和军队是没办法再继续容忍容克们的任性。

    每天都有几百车皮的黑麦从东欧运回德国，五年的海上封锁严厉摧残了德国的整个社会阶层，不管容克们有什么理由，现在他们都再没办法阻挡人民对于东方粮食的需求。

    一辆辆火车从乡村地带穿行而过，不幸中的万幸，整场战争期间除了东普鲁士曾遭到沙俄军队的洗劫以外，德国剩余的全部领土都没有再遭到外国军队的攻击。

    饥荒固然可怕，可总比法国人民、比利时人民和俄国人民遭遇的那种杀戮、混乱和破坏要好得多。

    欧战结束以后，德国的乡村地区还是很快恢复了战前的光景。丘陵的斜坡上开垦出了颜色不一的地块，成堆的干草被垒在田埂上，漫无止境的青翠山野和成群的牧牛结队游行，容克地主的庄园和巴伐利亚农民的葡萄架都开始恢复生机。

    乡村生活的审慎魅力常常被错误地作为大城市所谓的堕落的对立面。对城市的批判成为德国反现代主义的早期作品的一致观点，将城市生活等同于社会原子化和外来集团入侵——如犹太人、“赤色分子”。当然，乡村的魅力被夸大其词了，正如德国乡村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所证实的一样，它的魅力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21年的德国在意识形态上依旧是非常扭曲的，战前就有人评价过德意志帝国向左是共和国、向右是拜占庭，大众政治和宫廷密谋交错在一起，共同勾勒成这个拥有当今几乎最强大工业体系之一的封建帝国。

    威廉二世认为重商主义、消费主义、奢侈享受纯粹是中产阶级的兴趣爱好，但威廉二世和帝国的上层贵族自身却也不可避免地沉溺在现代化的消费主义里面。德意志文化被重重包围：罗马和发过财富、奢侈、堕落的文明正威胁着中欧。与城市环境紧密相连的大商场象征着资产阶级的忧虑：超支或者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所有阶层都能接触到奢侈品的负面效应是，尤其是缺乏教育或教养的人群，也许会不顾自己的能力而光顾“商场阶级”才会购物的场所……公开的无法设防的新式公共场所的出现；女人无法抵制所谓的购物的诱惑或者行窃的邪念。

    今天的德国人把德累斯顿称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对柏林，鲁登道夫则听说过另一个更可笑的绰号——“施普雷河畔的雅典”。

    很不适合柏林，更加不适合德意志帝国的外号，鲁登道夫如此想到。

    “元帅，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政府都已经同意接受德国的保护。总参谋部正在制订全新的运输计划，只要保障巴库油田的安全性，就能大大解决德国未来的能源问题。”

    在战争期间德军总参谋部的地位持续提高，特别是在鲁登道夫直接负责的东欧地区，德军总参谋部在很多时候甚至直接取代了外交部门的职能，把所有关于东欧战后秩序的工作全都大包大揽入怀中。

    几名从东欧卫星国回来的参谋军官，又向鲁登道夫呈上了马克斯·霍夫曼的高加索计划——霍夫曼将军在战争期间一直都是鲁登道夫的副手，在鲁登道夫被调往西线负责起对法国的总攻作战计划以后，霍夫曼就成了德军东线事实上的总负责人。

    但霍夫曼和鲁登道夫的关系并不算太好，这里牵扯到一件有关坦能堡战役的公案。在欧战爆发初期，德国急需要一个重大的胜利来鼓舞人心，当时东线德军以少胜多打赢的坦能堡战役，就成为了为1914年德国宣传机器最重点宣传的事迹，鲁登道夫也是因此役的大获全胜得以飞速升迁，一直走到今天的地位。

    马克斯·霍夫曼一手制订了坦能堡战役的整个具体作战计划，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坦能堡战役的真正功臣，结果所有的光荣和勋绩却都被归于兴登堡、鲁登道夫这对组合，霍夫曼就因此长期对鲁登道夫心怀不满。

    他制订的这份高加索计划，除了要把本来应该归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势力范围的格鲁吉亚、高加索两国划归德国势力范围以外，霍夫曼还企图干涉南俄地区，希望在顿河一带制造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哥萨克国中之国。

    霍夫曼的用意是假如中国在里海东岸扶持起一个独立的哈萨克国家，那德国就有理由也有必要在里海西岸也扶持起一个缓冲国。这样德国除了可以从东欧直接干预俄国以外，还能借此机会把影响力扩大到中东地区去。

    鲁登道夫对计划里占领巴库油田的部分很欣赏，至少有一点他和霍夫曼相同，那就是德国军人一点都不把奥斯曼帝国这位盟友的利益放在眼里，只要德国有需求，鲁登道夫认为奥斯曼帝国就应该自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