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原大地震的新闻在12月17日也成为了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林淮唐和红军官兵离开西安时的那张照片——茫茫风雪里单手擎起的红旗——迅速铺满巴黎的大街小巷，报摊前、咖啡馆的院子里、酒吧的吧台上、工人俱乐部和读书沙龙的大厅里，公社公民们讨论的话题都在围绕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

    二十世纪以来种种新技术也让法国人对海原大地震有了更直观的印象，报纸上一张张大幅照片揭示着西安震后房屋坍塌的惊人惨象，无线电广播使法国电台可以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就采访到陕西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各类大众报刊也把最普通的法国人都拉近了这场迅速缩短中法人民心理距离的自然灾害里。

    少年萨特还不是另一个时空那样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但他已受到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革命对他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按照萨特自己的计划，他准备在来年报考巴黎高师，如果顺利他就要到法国这所最高学府去攻读哲学专业。

    直到萨特骑着一辆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一名记者拦下来采访的时候，他才知道在大洋彼岸遥远而古老的盟邦中国，正发生着一场令人动容的可怕灾难。

    萨特第一时间还没有特别大的触动，只是他天性的那种悲天悯人之情被激发了出来，不自觉开始为遥远中国的人民摸摸祈祷。等到他骑车回到家里的时候，许久不见的外祖父给萨特展示了好几张中国震后实景的摄影照片，萨特才对这场地震有了一定的实感。

    萨特的外祖父和少年非常严肃的说道：“按照政府的计划，我本来应该在明年四月份后以专家团顾问的身份到中国工作去，可是考虑到中国人民目前遭受的苦痛和灾难，我国政府希望可以加快援助的进程，如果不出意外，春天到来以前我就要去中国了。”

    萨特的外祖父是巴黎有名的教授，家人和中国突然间产生了这种奇妙的联系，这才真正让萨特感到那场遥远的大地震或许真的和他的生活存在直接关联。

    那天太阳下山之前，黄昏时分许多工人群众涌上香榭丽舍大道的街头，他们高举着几百面临时草就的中国国旗，支起各种各样的标语，用盛大而热烈的队伍向远方的朋友和灾民表达了支持之情。萨特的母亲卖晚饭的菜时，还带了还几份有灾区照片的报纸回家，她跟萨特反反复复絮叨着同一句话“糟透了”、“糟透了”、“这太可怕了”……

    后来萨特还注意到附近的邻居也有不少妇女在为此事流泪，只是不知道她们是切实地对中国人民的苦痛感同身受，还是出于一种家庭妇女廉价的同情感呢？无论如何，这证明着今天的法国人对那遥远的中国抱有比较普遍的好感。

    毕竟，今天的法兰西是孤独的法兰西。

    法国人仰望整个欧洲，都会发现他们是被孤立的一群人，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一支红旗，如此孤独，只有在遥远世界的另一头法国人才能找到赖以倚靠的友好国家和盟邦。

    或许法国人现在不是为中国的灾民落泪，而是为法国遭到孤立的困境而哭泣。

    圣诞节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到了，1919年革命并不像一个瞬间改变所有法国文化传统的节点那样，大部分法国人在日常生活里还是保存着天主教文化留下来的种种细节，革命摧毁了教会却也拯救了文化意义上的天主教。

    不少街边的橱窗在革命标语下面，已经悄然贴上了预备庆祝圣诞节的文字和图画，等天黑以后，开始有市民捧着蜡烛、举着火炬，自发聚集到埃菲尔铁塔下面。广场上星星点点，前排的人不停用口音晦涩的中文喊着“支持中国”、“帮助中国”的口号，不知不觉又开始有人唱起了马赛曲，接着晚上八点八的钟声准时从附近的教堂传来，没有人下令，人群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少年萨特好奇地站在人群的最外围，他闭上眼睛，只是感受，诺大的广场，一片寂静。

    几分钟后，这片沉寂就被人群发出的热烈掌声打破，萨特抬起头，他睁开眼睛注意到了公社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埃菲尔铁塔上点起红黄两色的灯光，还有一面中国国旗也被升到了铁塔的尖顶上。

    马赛曲越唱越激昂，直到一位公安委员会的人民委员出现劝说大家回家等待消息后，广场上的人群才慢慢散去。直到很久以后萨特才知道，就在政府点亮埃菲尔铁塔的同时，公安委员会也做好了支援中国救灾的决议，一批法国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已经坐上了开往马赛的火车。

    时任法兰西公社公安委员会主席的让·饶勒斯也分别以政府公文和私人亲笔信的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他在中国的许多老朋友表达了由衷的慰问之情。

    在1919年的革命和内战结束以后，公社政府还从德国占领军和国民政府留下的一片废墟中，找回了许多幸免于难的中国文物。这之中也包括当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