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察克麾下的东方白卫军，其基本盘就是当年捷克军团叛乱时，从红军手上夺取的喀山、萨马拉、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等地，其中萨马拉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的大本营，乌法则是立宪民主党人这伙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大本营，和纯粹依靠军队进行独裁统治的高尔察克中间都存在隔阂。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政权，高尔察克和他的军官们蔑视社会改革和经济管理，惟军队至上，用军官会议取代了各地行政机关，推行军事管理。

    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工组织在白卫政权眼中与布尔什维克别无两样。反动当局下令取缔工会，工人们得不到劳动保护，原有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了。工厂主不再理会工人的合理要求：8小时工作日、每周日休息、裁员补助等等改革又被全部废除。

    工人的工资被削减，社会保障几乎不存在了。在高尔察克统治下，政府和工厂主互相勾结，后者通过承办军需物资大捞横财。在1919年，影响西伯利亚的每一次罢工都有着经济原因。工人们抱怨工资低，拖欠长达数月之久。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微薄的工资到手时已不值一文。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城乡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1919年4月高尔察克发行新卢布，进行的货币改革目的是骗取西伯利亚农民缴纳粮食，供给饥饿的城镇和反动军队。

    事实证明，旧纸币的废除和新币的发行只是恶化了工人的处境，城市居民和工厂工人生活更加艰难，而高尔察克无视城乡广大居民的痛苦，拒绝使用帝国的黄金储备来平抑物价、缓和危局，却用来购买军事装备进行反人民内战。5月，白卫政权又颁布法令，据说要严惩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这些措施实行杂乱无序，结果无人相信，毫无用途。

    因为这些作奸犯科者正是白卫当局的各级腐败官吏。

    虽然在西伯利亚不像俄欧地区那样缺少土地，但在白卫政府和农民之间、在新移民和老住户之间，在土地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在1917到1918年间，当地农民们占用了原沙俄国家土地和其他非农民土地。白卫政权从1918年中期开始，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执行的农业政策，企图拉拢部分富有的农民，但同时并不想牺牲旧地主的利益，丢掉这些人的支持。

    1918年7月6日，下级军官会议做出决议，发布公告要求把土地归还原主。10月份又规定，取消土地重新分配。为了攫取农民占领的土地，下级军官会议采用外省的地方法规，建立以贵族地主为主导的地方自治机构，从而在农村实施其剥夺农民土地、复辟贵族地主土地权利的反动政策。

    反动当局颁布的关于土地的各项法令依旧相互矛盾：一方面,高尔察克为了在对抗红军的战事中获得上层农民的支持，许诺富裕农民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另一方面，高尔察克仍要满足沙俄流亡贵族的要求，在西伯利亚恢复他们失去的财产。

    真到了富农和沙俄上层贵族间的矛盾不可调可和时，东方白卫军就又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沙俄贵族一侧，农民被禁止自己私分土地，当局将取缔所有的非法占地和分地，自二月革命以来没收的贵族土地也要归还原主，这无异于给对反动政权仍心存幻想的农民群众当头一棒，无地和少地的小农们的“土地美梦”终成泡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派和东方白卫军之间短暂的合作关系也彻底宣告破产。

    此刻，东方白卫军总司令部所在的叶卡捷琳堡，就正发生着一场针对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捕杀运动。

    叶卡捷琳堡位于欧亚分界线上，整座城市沿着乌拉尔山脉的东麓一字排开，波光粼粼的伊谢季河穿城而过，河岸两旁的东正教教堂前现在却鲜血淋漓，上百具政治犯的尸体正被白卫军推入河中。

    几名鞑靼兵骑着高头战马从大街中央奔驰而过，为后面进城的军队开道，西伯利亚集团军司令盖达的车队缓缓跟进——在远东红军发起战略大反攻的紧要时刻，盖达身为西伯利亚集团军司令不仅没在前线指挥作战，而且还光是为了自己的排场就征用了四辆汽车。

    一名即将被行刑的孟什维克分子，望见盖达将军的车队，切齿冷笑：“这就是保卫不可分割的大俄罗斯祖国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们！”

    跟着盖达将军回到叶卡捷琳堡的还有十几节货运车厢，这些车皮里全部装满了盖达将军从前线紧急运回后方的个人财产——包括几百箱伏特加、从流亡贵族手中掠夺的珍奇异宝、数不胜数的皮毛和大量黄金。

    乌鸦飞起，孟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犯一起被行刑队枪毙，他们死前是否感慨过当初自己为什么要站在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

    高尔察克则在响彻的枪声里，骑马前来迎接盖达将军，他是海军上级出身，在陆军中没有根基，所以盖达将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