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沦陷的消息传到西欧时，革命的巴黎首先为这一噩耗降下半旗。

    久经战火摧残的巴黎人纷纷在手臂上裹起黑纱，市民无声且默契地主动走到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献花，这一天恰逢阴雨，中国大使馆的汽车出了点小故障，熊雄就独自趁着伞前往社员墙对面的无名烈士纪念碑献礼。

    阴霾的天空飘动着灰黑色的雷云，银白色的闪电在云间冒出隐约的身影，旺多姆广场的圆柱早被德国军队拆毁运回柏林，拿破仑大帝在荣军院留下的战利品也多回到了莱茵河对岸的土地，雨水滂沱夹着寒气倾洒在封闭的路易山下，熊雄感慨，德国人总算没有把拉雪兹公募里的名人遗骸也给一起搬回德国。

    熊雄在公募转了两圈，可惜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大多安葬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没人流亡到巴黎来，不然这些旧时代革命者的墓碑倒适合做此时巴黎人仰慕的纪念品。

    波兰音乐家肖邦的坟墓葬在巴黎公社社员墙一旁，音乐家的墓碑前方刻着他的侧面头像浮雕，下面是他的名字和生辰，墓碑上方是一座裹着轻纱，披散着秀发，悲戚地垂头低吟的少女雕塑。按照巴黎市民的性格，少女的手中当然插着一枝来凭吊肖邦的人送的红玫瑰。

    在德国人的中欧霸权下，波兰已经独立，但那个所谓的“波兰摄政王国”又真能算作独立吗？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甬道前，熊雄偶遇同来社员墙献花的轻工业部副部长吴蕴初，两人都按中国社会党人一贯轻车简从的作风，独撑雨伞，来此表达对莫斯科围城战死难者的追悼与哀痛之情。

    “吴部长，代表团的诸位同志休息得怎么样了？巴黎还是坐花园城市，可以请大家都好好参观参观。”

    自从法兰西公社国民自卫军进入巴黎开始，中国政府就以最快速度速承认了公社政府的外交地位，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与法兰西公社建交的国家。

    1919年革命以后的法兰西公社在欧洲大陆确实孤立无援，英国人还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国民政府互派大使，德国虽然在中国之后不久也承认了法兰西公社的外交地位，但谁都知道德国军队还在虎视眈眈地监视法国，一部分德军还盘踞在南锡和敦刻尔克的法国领土上。

    法兰西公社在革命以后，外交事务的第一要项是求生存，他们必须尽量表现得人畜无害以为自己的战后重建以及将政局重新稳定下来争取时间。

    为此，公社政府没有去声索法国在非洲的广袤殖民地，也没有立刻对外输出革命，毕竟就以法国国内如今满目疮痍的状况，也很难将国民自卫军的影响力像一百多年前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样推向全欧洲。

    吴蕴初的手臂上也扎着一块黑纱，一手捧花一手撑伞，站立在连绵的雨水中。他是东亚联盟派往法国的贸易代表团副团长，考虑到东亚贸易代表团的团长是被日本政府闲置到冷板凳上的西园寺公望，吴蕴初就成了代表团实质上的负责人。

    他和熊雄并排朝着社员墙纪念碑走过去，说道：“法国统一社会党的同志都还通情达理，比较好说话，就是劳工总工会的人比较难缠。”

    法兰西公社的1919年革命不像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情况，并不是由一个坚强的先锋队政党策划、推动和领导起来的，而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让·饶勒斯和马塞尔加香领导的法国统一社会党虽然在1919年革命中居功甚伟，可是最后使得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还是来自于法国劳工总工会发起的大罢工和法国军队自发性的普遍起义。

    这就使得公社政权不是像中国、日本和俄罗斯那样典型的“林君汉主义式革命”，而是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色彩。

    目前的公社政权架构存在非常强烈的二元因素，在政治上，各级工会和它们选出的联邦劳工联合会与各级议会和联邦人民议会并立，在军事上，城市自治公社民兵也和由起义法军组成的、相对更具常备军色彩的国民自卫军并立。

    “在法国工会系统的权力特别大。”吴蕴初低声说，“法兰西公社这个架构，有点像刘书记主张的那一套，就是工会包管经济工作。”

    熊雄沉吟道：“法国有法国的国情，你也知道巴黎那是革命老区了，巴黎人搞工会、搞罢工、搞自治的历史，比中国打开国门以后的历史还要久，往上追溯，巴黎人在乾隆年间就在闹革命了。”

    法国有深厚的民主和自治传统，所以在法国国土上自发革命形成的红色政权，自然也具有一种独特的面貌。但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来看，法国作为近现代中央集权单一制国家的鼻祖，也一点不缺乏全能主义的土壤。

    现在在法兰西公社联邦人民议会里面，法国统一社会党还是无可置疑且几乎具备独尊地位的最大政党，但法国统社党内部还有很严重的派系问题，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