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军第七骑兵师的战士们穿过特奇勒干山山口以后，就抵达了位于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县境内，山谷旁还竖立着一块刻有沙俄双头鹰图案的界碑。

    初春时节，天山冰雪消融，化开的雪水浸湿了山间的谷地，第七骑兵师师长邓宝珊下马抚碑，忍不住感慨道：“我听本地的老百姓说，同光年间清廷与俄国在此勘分西北界约时，朝廷居然没有派官员到现场监督，以至于俄人乘机将界碑向我们中国境内推移了四十里地，使我们失掉了霍尔果斯以西的山口。”

    邓宝珊握住马鞭道：“今天就该把这座界碑拆毁！”

    第七骑兵师的政委董振堂则说道：“我不赞成这样做，这样大的耻辱，不如把界碑保留下来，等到我们收复伊犁河谷的失地以后，再把界碑重新移至巴尔喀什湖湖畔。这座界碑不拆要比拆掉好处更大，我们留着它做一块耻辱碑也是做一块警示碑，要告诫后人中国曾受过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曾有过这样可怜可悲的时代……”

    在两人身后，长长的车队摇着驼铃于风中向前行进，辎重车队殿后，沿着支前民工冒着很大风险修成的高原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出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旧国境线以后，四周的原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成熟的葡萄田和杏林，一排排红枣树伫立天陲，像是在世界尽头保卫国门的一堵边墙。

    第七骑兵师和随行车队的大队人马，逶迤西行，朝山谷之外更广袤无垠不知道多少倍的七河草原而去。山下的雾霭不时折射着亮光，战士们骑着马翻过野花似锦的山冈，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红军头顶猎猎飘拂。

    直到完全走出山谷以后，眼前的景象一下子便豁然开朗，董振堂举起望远镜观察着地平线上绿草茵茵的旷野和他想象中牛羊成群结队的画面，突然间就想起了古时候飞驰在帕米尔雪原上的汉唐边防军人。

    “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董振堂莫名有一种潸然泪下的冲动，“上一回，踏过葱岭西行的中国军人又是谁？那已是哪一年的事情！”

    自汉唐以后中国西北疆域的边界就开始了无止境的撤退和收缩，宋朝的武风不振不去考虑，即便在中国民族中兴时代的明朝，出于民族分布和经济因素的考虑，明朝的西北边疆也收缩到了河西走廊一带，直到清朝灭亡准噶尔汗国以后，中国人才重新回到阔别近千年之久的西域世界。

    清朝鼎盛时期，其实还是有少量军队在追击准噶尔余部和平定大小和卓的战事里，曾经来到过葱岭以西的中亚世界。

    但是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则自盛唐以后即已绝迹千年。

    “看，沙皇俄国真是世界上头等的民族大监狱，和满清一样，活该垮台。”

    在傍晚的凉意中，草原上竟日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伊犁河河水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

    跟随第七骑兵师跨过葱岭远出国门的支前民工们，很快就把驼队运来的建筑材料卸下，开始飞速在河上搭建起一座浮桥。

    清澈的朗月很快升到中天，月光抛洒在草原上，横卧于伊犁河的涛花之上，邓宝珊骑着马亲自尝试泅渡过河，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战马的马腿间奔腾而过。

    “水温还是太低了！”

    邓宝珊叫骂一句就回到岸上，中亚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实在太大，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第七骑兵师的革命官兵们只穿一件单衣都觉得热，可一到夜里每个人都要赶紧将军大衣和红军骑兵列装的连帽长披风挂起来。

    “自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后，中亚就乱成了一锅粥。”董振堂收起望远镜，“七河流域和河中地区，本来民族、族宗教分布就特别复杂，光是一个费尔干纳盆地就有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民族、部族势力犬牙交错，沙俄帝国主义退潮以后，从前年年初开始，一直到今年，各民族武装互相仇杀，都不知道死多少人了！”

    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中亚南部民族宗教势力更为复杂一些，中亚北部的七河流域和哈萨克草原的状况则稍好一些，但也好的有限。

    “哈萨克”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期。15世纪20年代，在金帐汗国东部出现了乌兹别克汗国，以锡尔河下游为中心，北至托博尔河，东北至额尔齐斯河。1456年，汗国有两个苏尔坦分属于术赤系的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由于汗国内讧向东逃入亦力把里统属地区，亦力把里之主把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和七河地区让给他们游牧，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一部分脱离乌孜别克汗国的人被称为哈萨克人，据说哈萨克的词源和哥萨克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