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呢？”鲁登道夫问道。

    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以来，十余年间德国在青岛仅仅用于青岛港和市政建设的投资就高达1.82亿马克，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德国人还另外投资了5400万马克的工矿企业，在津浦路北段德国人则投资了1.2亿马克。

    欧战期间，这些德国资产全被威廉二世皇帝轻率的“送”给了中国人。在当时看来，德国人在欧陆前途叵测、自身难保，不可能在日军攻击下守住东亚的殖民地，可是威廉二世肯定没想到中国会那么干脆利落的打败日本，并且迅速崛起为亚洲的一个强国。

    现在，德国人想要再要回青岛便极为棘手。

    贝特曼首相和兴登堡元帅二人相视苦笑，青岛问题是皇帝陛下轻率的决策酿成，但谁能指责威廉二世呢？

    贝特曼低下头说：“提尔皮茨元帅估计德国军队必须出动最少二十万陆军和公海舰队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才能从亚洲人手中夺回青岛。”

    鲁登道夫的脸色有些铁青：“那不可能，二十万人？可笑。他们到亚洲吃什么，难道公海舰队要每天从汉堡往中国运面包、香肠和炮弹吗？”

    大家都很清楚，现阶段德国忙于重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新秩序，公海舰队还要用来接收法国崩溃的海外帝国，根本没有余力再陷进亚洲的另一场战争。

    兴登堡元帅也说：“日俄战争中俄军共计动员五十万军队到远东作战，德国军队的战斗力远远超过俄罗斯的灰色牲口，但要征服人力资源无穷无尽的中国，动员二十万军队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

    今天的德国看似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好像已经是一派世界霸主的模样。实则国内经济形势极为糟糕，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法国和俄国的战争赔款，德国马克的币值随时可能崩溃，极为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问题也不允许德国再随便挑起一场没有太大好处的战争。

    “我们在凡尔赛和约里得到了法属印支殖民地。”贝特曼说道，“提尔皮茨元帅的意见是，公海舰队应当优先巩固德国在法属印支的地位，将那里建设成德属东亚殖民地的中心，如果可能，我们需要赶在中国人、日本人或暹罗人之前接管法属印支联邦。”

    一战末期，内忧外患中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大大增强了它对法属印支殖民地的巧取豪夺，榨取了更多赋税和征用更多人力。超过十二万名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民工被强行带到欧洲参战，法国战败以后，印支殖民政府暂时还控制着越南等地，可是失去本土的援助以后，当地的旧式农民起义逐渐风起云涌，暹罗也对法属印支虎视眈眈。

    法国国民政府在凡尔赛和约里将法属印支殖民地割让给德国以后，殖民地当局就热切盼望着德国军队可以早日赶来河内——这群法国殖民者对内要镇压农民起义和越南社会党策划的赤卫队暴动，对外还要抵抗暹罗和中国在边境制造的种种摩擦事件，已经焦头烂额，有心无力之下当然急于把烂摊子交给德国人处理。

    鲁登道夫很敏锐地注意到，他眼前这位捉摸不定的首相似乎已经和威廉二世的亲信宠臣、公海舰队总司令提尔皮茨元帅达成了一个私下的政治联盟。

    在德国近代史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得到过比帝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更为矛盾的评价。在欧战爆发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把他看作是反动派，而对保守党人来说，贝特曼却也被算作他们的危险敌手，认为他威胁帝国的霸权地位以及普鲁士德国的社会基础。一部分人视他为迟钝而缓慢的农夫；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有哈姆雷特的天性，还是个抓着权力不放的官迷。

    战争期间，左翼把某种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贝特曼身上，但是，右派泛德意志派、保守党人和国家自由党人不信任这个臆想的使人扫兴的人，认为他欺骗了人民，把德国在战争期间一切失利和不好的事情都推到了贝特曼身上。

    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进步人民党和右翼的中央党、帝国党、保守党，都在德国政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兴登堡元帅和鲁登道夫这对坦能堡双子星则以军事统帅的身份凌驾左翼和右翼之上，充当着德国政治的仲裁者——由于兴登堡元帅很少关心实务，所以鲁登道夫就成了德国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

    看来，贝特曼首相和提尔皮茨元帅这些人，对鲁登道夫这个波兰暴发户今天在德国德的统治地位并不怎么满意。

    “很好。”鲁登道夫颔首沉吟，“青岛问题、太平洋属地问题……帝国政府都要通过外交交涉方式解决，那就不需要德国的剑去为德国收回我们的土地。”

    贝特曼首相站起身和鲁登道夫握了握手，准备离开：“将军，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鲁道夫·哈芬施坦先生集结了一批经济学家，包括卡尔·赫弗里希和亚尔马·沙赫特，他们都不约而同得出结论，只有极大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