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总督府在半岛内地临时抱佛脚的征兵动员效果极差，根本压制不住朝鲜全境风起云涌的抗日起义运动。本来被田中义一多次抽调，几乎已经被抽干、抽空的朝鲜内地守备队兵力就极度不足，现在更是彻底被朝鲜各地起义武装死死钉在原地，根本没法北上阻击南下红军。

    山梨半造便是有通天之能，这时候也全无办法，只能不断给义州、九连城、旅顺发急电求援，可等来等去也只等到了大岛义昌想方设法从南满路战场上“抠”下来的一个师团，杯水车薪，难以改变朝鲜全局崩坏的形势。

    日军处处兵力不足，又何止于朝鲜一地？就连东北战场上，自中东路会战结束以后，日军兵力捉襟见肘的窘迫情形就开始普遍的出现于各大战场了。

    明明从国力角度而言，日本国力总体上来说还是高于中国，义务兵役的动员体制更是提早中国几十年的时间就已经构建完成。

    作为一个还算合格的近现代国家，又长期奉行着近乎于军国主义的先军政策，到头来动员百万军队竟然就把日本的人力资源逼到了极限，这实在是一件其实很说不通的事情。

    但仔细想想，日本其实并非动员体制出了问题，而是在严重赤字的财政状况下，动员再多军队，也武装不起来，更没法长途跋涉跨海送到中国大陆去作战。

    那么中国呢？

    经过辛亥革命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林淮唐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依托手中掌握的中央政权和国家机器为工具，中国社会党已经在华南、华东、华北和东北等较巩固的政权地区开始了土地革命运动，在西北、西南、中南地区也较普遍的推行了减租退押的改革。

    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除了变革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目标以外，土地革命还产生了另一项额外的副产品，那就是在普遍建立的农会等基层组织之上，进一步承担了为战争汲取必需的人力和物力支持的任务。

    土地革命是中国社会党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当日军展开侵略之时，对日本军人心理上造成最大冲击和震动的一个原因。

    公粮、兵员、劳役……战士的家庭翻了身，有田地、有房子、有饭吃、有衣穿，战士的政治觉悟就有了物质基础，他的家庭也会鼓励他上前线，部队自然就变得巩固起来。

    对于朴素的农民来说，他们获得梦寐以求的土地、衣食和人身依附关系上的自由以后，也非常清楚要保留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好处，就必须坚定维护新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优势，一旦丧失这种优势，那么全新的美好生活就注定会走向破灭。

    诚然，土地革命运动的目的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平均分配，为了准备战争，吸引更多人参军，在土改执行过程中，社会党人和地方农会都经常强调对军属以及烈士家属的适当倾斜，使他们分得超过平均数的土地和浮财，也有的地区则按照烈属、荣军、远征军、地方军、工属和贫民的顺序来分配革命的果实。

    而且，除了土地和浮财以外，政治权利也是参军动员的一大因素，参军往往成为入党的阶梯，通过参军就算是旧剥削阶层的地主子弟也可能重新获得政治上的参与权，经过战争考验几年以后，甚至还有可能入党，这对地主子弟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好处。

    在中日东北全面开战的初期，林淮唐为这次战争准备的野战军主力约在四十万人到五十万人左右，不过是日军动员部队数目的百分之五十而已。

    但随着战争发展，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左右，中央革命政府就又动员了十五万地方部队、二十万赤卫队民兵和六十多万支前民工参与战争。

    为了补充一线作战部队的损失，在山西、在直隶、在山东、在淮海、在河南……在靠近东北的几个人口大省，征兵工作每天都在有条不紊进行着，整个华北大区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有近一百万农民报名参军。

    阎锡山在解放战争以后一度被调到中央担任中央部委的闲职工作，但由于山西和平解放的功绩，再加上1918年的阎锡山虽然已经有了背叛孙中山、投靠袁世凯的丑恶历史，但总体而言还不到他二十年以后那样没有原则的卑劣，至少还带着一点辛亥革命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北洋军作战的初心。

    去年阎锡山几次申请回到山西工作，甚至表示宁可接受降低职务级别，也希望能到山西地方上负责一些实务工作。1917年的下半年，在战争爆发以前阎锡山被中央革命政府重新任命为了山西省的副省长，降半级使用。

    他分管着山西省的征兵工作，战争爆发以后就频繁往来于大同、张家口、北京和秦皇岛皇之间。在1918年的夏天即将到来时，阎锡山又坐着火车赶到了秦皇岛，在那里等着他的是红军第一后备兵团的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