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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 板桥林家(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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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华商中势力最强大的就是板桥林家。

    板桥林家是福建漳州府龙溪县白石堡人,开台祖林应寅于乾隆49年携长子林平侯新渡海来台湾于台北新庄落脚。后来经营米业致富,林平侯捐官入仕曾任柳州知府,后辞官专心营利发展为台湾一大富商。

    甲午战争前后板桥林家积极出资出力帮助清廷抵抗日本侵略,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当时板桥林家的家长林维源和他的儿子林尔嘉,毅然决然决定举家内渡,由艋舺搭船,定居厦门。但此后林维源定居厦门,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可他的后辈则纷纷返回日据台湾继续经商,并逐渐开始和日本人合作。

    这也算是台湾沦丧以后,宝岛上一批华人最终走出的道路。

    奋力抵抗者,虽然充满血性,台湾岛上的起义者给日军造成的杀伤,甚至还超过了清朝正规军在整个甲午战争中给日本人造成的伤亡。但在台湾岛屿的封闭环境下,抵抗者又缺乏外部支援,面对日军血腥的残酷绞杀,有血性的人只会成为第一批被彻底消灭的人。

    这之后呢?一部分人在抵抗无果的绝望之下,离开台湾返回内地居住,从此永远告别故土。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开始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成为日据台湾之下下的顺民,乃至于是接受日本文化成为“皇民”。

    不过在1917年年底的这一时期,台湾沦入日本之手毕竟才不过二十余年,“皇民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台湾岛上多数华人依旧还保有着旧时的中华文化认同。虽然不少人已经开始和日本殖民政府合作,但同样也还有一些人对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心怀不满。

    过去,只是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统治实在太过于无能,在清廷的衬托之下,甚至显得日本人残暴血腥的殖民统治都要有一点“相对的优越性”。这才使得日本的治理水平居然显得还算可以,无论经济发展或吏治良莠都至少比大清要强了一些,这也给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带来一点合法性。

    当然,在大清会有人因为铁路断龙脉而反对修筑铁路,在台湾当然也同样有很多保守派激烈反对日本人推行的种种近代化统治措施。这部分人同样激烈反对日本统治,不过二十年过来,旧式保守士大夫的反对势力已经在日本打压之下瓦解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华人,则分为这样几种情况:

    其一,便是依旧坚持中国认同,在日据台湾策划和组织秘密的抗日运动,但经过日本人二十年的血腥镇压,这一人群数量已经很少。

    其二,便是希望争取在日本治下的平等权利,例如希望日本能废除台湾总督府的建制,把台湾也列为县,希望台湾华人能够在日本的统治秩序内获得更多经济上、教育上和政治上的机会,这部分人是目前台湾华人里的主流群体。

    其三,便是希望台湾能有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台湾自治甚至是实现台湾的独立,不过这部分人群数量其实也非常少。

    独立派是少数,第一种人群和第二种人群才是多数。

    过去由于清廷无能的治理水平,衬托之下,就使得台湾的第二种亲日派人群数量不断扩大。但自从中国革命以来,在林淮唐和中国社会党的带领之下,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大陆,特别是作为社会党发源地之一的福建,都日渐表现出百废俱兴的盛况,这就给台湾的排日派华人注入一针强心剂,使第一种人群数量在这几年来急速增加。

    毕竟,不管日本的统治再如何“近代化”,只要还在日本治下,台湾华人就只能作为劣等公民而已。

    板桥林家在第六代林熊征这一代时,已经是开始在东京接受日本文化的教育,回到台湾以后林熊征还创立了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甚至创办台湾华南银行,参与投资新高银行、台湾制盐、台湾土地建物、台湾制油、台湾炼瓦、台湾炭矿、台湾电气工业等会社,还开始担任诸如台北厅参事、大稻埕区长、台北州协议会员、台湾总督府评议委员这样的要职。

    可以说,到林熊征这代人的时候,台湾华人中的上层已经逐渐跻身到了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秩序的高层,也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一部分。

    但同时,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林熊征就曾经赞助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林熊征更是直接参与了对兴闽银行的早期投资,也为社会党早期的许多活动都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

    如果历史没有变化,那么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政府近代化努力的破产,像林熊征这样的台湾华人领袖就会在对中国革命失望以后重新回到和日本殖民者合作的道路上。

    并且中国革命的失败,也会导致台湾华人彻底对大陆的复兴丧失希望,使台湾的“皇民化”就此走上快车道,以至于最后在抗日战争中甚至出现台湾人参加日军比日本本土不少人都还要积极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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