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的北京还处在一片祥和的空气内，自从反干涉战争结束以来，这个老大国家就似乎奔上了一条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一船船的粮食和初级消费品、工业制成品离港以后，很快就会从西欧运回成套的生产线和机器设备。成百上千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栋栋高大的烟囱开始冲破云霄，灰色和黑色的浓烟弥漫天际，在北京、在天津、在青岛、在徐州和上海……形成了一幕全新的画卷。

    革命政权正以惊人的速度巩固起来，中国社会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革命政府主席林淮唐个人的威信，也都空前高涨。

    哪怕红军正同时在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开战，大量军队被调往黑山白水之间与沟壑丛林之中围剿土匪马贼，中央革命政府依旧在1917年的新财年收获了一张满是黑字的优良财报。

    自晚清新政以来出现了近十年的政府财政预算、决算案，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实行，财政部也第一次得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卓绝有效的近代化财税体系。

    在欧战景气的刺激下，暂时而言，钱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而在土地革命与农村合作化实验正在逐步向全国推广的大背景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上极度严峻的土地问题也大为缓解。

    对外国战的胜利给民族自信心带来的振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出口贸易带来的景气，红军在东北和西南大规模剿匪带来的乡村治安好转，中国社会党接管一座座城市以后逐步实行的近代化城市公共管理措施，劳工地位史无前例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小学校和农村诊所的修建……

    局面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这也就难怪北京、上海不少在反奸清查运动里失去生计的旧文人，不怨政府不怨党，反而开始转行卖起了为林淮唐歌功颂德的文字——此类文章即便不在社会党的机关报上刊载，在民间经营的商业化报纸上也大有市场，新闻纸的读者们也很乐于掏钱为这类无甚意义的文字买账。

    那种百废俱兴的蓬勃朝气，有时候确实连林淮唐都会产生革命事业已经几近于成功和完满的错觉。在中国社会党的内部，更有像林时爽这样一向持重的稳健派代表，都已经开始高声大喊“我们要拉着中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中国社会党内左派的代表刘师复，也很执着地在宣传“过渡时期该结束啦！现在政府和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真正的工人专政！”。

    乐观的气息，不仅弥漫于社会上，也充斥于党内。

    就连旧官僚保留比例最高的外交部，也是如此。

    外交部部长唐绍仪几次三番在国务会议上劝说林淮唐：“我国宣布对同盟国宣战已有约两年时间了，再继续拖下去，不惟协约国将产生不满，几如美国等中立国也会感到我国政府信誉之彰。按理推之，同盟国败势显露愈发明显，我国急需要在今年之内正式对德、奥宣战，借欧战胜果再度提振我中国于国际上的地位。”

    梁启超作为中国头号亲德派人物康有为的门生，现在也力主应当对德宣战，梁任公从来主张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君子豹变向来为时不晚。

    应该说反干涉战争的胜利，确实令晚清以来久已厌战的中国人民一时间民气振作，民间那种希望在国际上一试红军锋刃，甚或向列强展现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情绪也极为激烈。

    以至于这种激昂的民气，甚至压过了亲德的情绪。

    要知道大战爆发以来，德军不仅在山东和中国红军并肩作战，而且德国政府还把价值几千万、几亿元的一整支舰队，都等于是无偿赠送给了中国。

    现在在中国的国土上，在山东的大量工矿企业里，也还有许许多多青岛侨民和德国专家在为中国政府工作。

    林淮唐自己也在等待着时机，一个恰到好处对德国宣战的时机——他也相信德国在世界大战里的落败是必然结果，但拦在林淮唐对德宣战之前尚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俄国问题。

    这一问题，随着中国驻俄公使刘静人一封一封发回北京的电报，似乎也即将来到了最终解决的时刻。

    “沙俄当局同意我们参与中东铁路的一般性管理了。”

    在俄国内部政治高度动荡的局面下，沙俄政府终于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向中国做出了一定让步，同意由中俄两国同时管理铁路，并且允许中国政府派员担任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副局长和理事会的副主席等职务。

    这背后也有英、法两国希望中国尽快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因而对俄国施加了一定压力的缘故。

    不过在另一条更重要的消息面前，俄国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马上就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宣布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