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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功名十字路(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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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国内,关于“革命”二字的讨论早已甚嚣尘上。

    本来自幕末以来,日本人惯用“维新”二字来指代一切变革,就连商家推出新产品时都要打出“某某某维新”的广告语来。

    但日军在青岛战争的落败实在大大冲击了日本国内的舆论环境,不仅知识分子们都开始竞相研究起了中国迅速复兴崛起的奥秘,就连一般市民阶层也因为报纸上对中国革命连篇累赘的报道,而逐渐对“革命”这一全新的词汇产生了无限兴趣。

    石原莞尔才一回到日本本土,他刚刚在长崎下船,就撞见了在街道上叫卖什么革命家列传的书贩,咖啡馆也张贴起了“仏国革命”的宣传画。

    不过这些都还算是小事了,最让石原莞尔吃惊的一件大事,则是夏目漱石去世了。

    石原莞尔很喜欢读夏目漱石的小说和杂文,他当初会选择去中国就是因为拜读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以后,受夏目先生的影响才做出这一决定。

    怎么……一年时间,夏目先生竟然就去世了?

    不仅如此,而且路边摊贩叫卖的报纸上,竟然还以极具冲击性的大字在头版上写着什么“夏目门下论战”、“《满韩漫游》之失败”一类的新闻。

    石原莞尔大吃一惊,立刻买了一份《朝日新闻》的号外来读,翻阅两眼,他便越看越是吃惊。

    以夏目漱石近年来在本土的声望,他突然病逝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受到了文坛新秀的挑战和冲击?!

    芥川龙之介这个名字很快就映入了石原莞尔的眼帘,这个年轻人似乎也曾和不少夏目门下弟子往来密切,但据说很快就投入到了东京帝国大学内以河上肇教授为首的“反夏目”一派。

    与其说是反对夏目漱石的文学,这群人不如说是反对夏目漱石的杂文和政论,他们首先的发难就是针对《满韩漫游》进行的猛烈抨击。

    诸如河上肇撰文批评《满韩漫游》与中国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夏目漱石在文中激烈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诸如麻木冷淡、肮脏不堪等等,难道和日本军队在山东的所闻所见有一点相符之处吗?

    夏目漱石从国民性的角度对中国人与日本人进行对比,前者肮脏、残酷、狡猾,后者卫生、善良、诚实,差距如此之大,却如何解释日本在山东的失败?难道是因为日本军人的国民性都低于日本国民的平均程度吗?

    《满韩漫游》里还有不少荒腔走板的文字,都被河上肇和芥川龙之介撰文一一驳斥。恰逢夏目漱石的病逝,夏目门下为了捍卫夏目漱石的名誉当然加以还击,如此就在日本文坛形成了一场以夏目漱石的文章为起点,但最终却落到讨论日本国民性的大争论上。

    自从黑船开国以来,日本人对亚洲民族的自卑自劣就发展到了极点,虽然日俄战争的胜利一时鼓舞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但这胜利却未能带来任何赔款,在日本国内也一直有着日俄战争日本实际上到底有没有取得真正胜利的争论。

    说到底在日英同盟的框架下,在英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下,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始终要屈服于对英国的附庸之下。

    在后世,日本人是要在华盛顿会议上真正取得和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以后,才彻底打破了强烈的自卑自劣心理——不过结果其又走上了另一条殊途同归的极端道路,便是另外的话题了。

    1916年的日本,国民劣根性的论调还大有市场,而在山东的失败也确实冲击着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后勉强建立起来的一点民族自信心,日本到底能不能行?一下子又成了大问题。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整个亚洲,特别东亚文明,可以说都陷入了极为深重的自卑心理中。所有人遇到失败以后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从自身找问题”,反思已经从习惯变成自然,而山东失败的责任这么重大,日本舆论上的“反思情绪”当然也就尤为猛烈。

    石原莞尔又注意到不少摊贩竟然在公开叫卖介绍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书籍,冈村宁次还以为带这些书回国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呢!殊不知在本土这些书居然都能公开贩卖了。

    政府居然没有进行取缔吗?

    石原莞尔有些诧异,不过他很快就从报纸上得到了答案——

    海军派的山本权兵卫承担战败责任全体辞职以后,宫内本希望由西园寺公望、德川家达出面组阁,但这又受到了山县有朋的强烈反对,而且西园寺公望、德川家达二人也不愿意此刻冒众矢之的出来收拾棘手的烂摊子,因此也加以拒绝。

    不得已之下,宫内派只好派作为天皇顾问机关的枢密院顾问清浦奎吾出面组阁。结果在组阁过程中,确定海相人选时海军方面作为条件,提出增加造舰预算的要求,清浦奎吾束手无策,不得不放弃组阁。

    经过清浦奎吾组阁流产,由山县有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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