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而且自晚清以来，俄国势力控制了北满、日本势力控制了南满，工矿业、工商业和铁路运输业兴起，使东三省拥有了相比内地更为优越的重工业基础，需要大量劳动力，也就为关内移民提供了大量谋生的机会。

    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吉林北部和黑龙江全省就是时人所说的北满地区，松嫩大草原和三江平原确实地广人稀，但气候偏寒冷且夏季降水丰富，还分布着大片沼泽湿地，单纯进行农业开发的难度比较大，所以这片地方又被人们叫做北大荒。

    南满的农业条件则好得多，更关键的则是工矿业十分繁荣。

    甲午战争后日本殖民势力开始从朝鲜半岛向南满地区地区扩张；19世纪末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沙俄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也开始在北满取得特权扩张势力范围。

    日俄两家一南一北，开始在东北地区展开激烈争夺，以后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两支外国军队的铁蹄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践踏交战，中国人所能做到的唯一一件事情却只是谨守中立而已。

    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日本和俄罗斯也开始对东北地区进行广泛的殖民经济建设，导致从19世纪末开始，东北各地出现了密集的工矿业和基础设置投资。诸如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海参崴港、关东州与大连商港旅顺军港、鞍山的煤铁工业开发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的。

    此外，中国官营和民营资本也在东北地区有一些工矿业的投资。

    工矿、铁路和海港码头的建设，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社会党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以后，一方面踩了兵不血刃解除关内大量反动、封建军阀的武装，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对东北的控制力，用了驱虎吞狼的策略，通过把关内军阀部队和其家属大量调到关外整编为东北野战军的办法，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关内许多实力强大的地头蛇脱离故土，使其无从发挥盘根错节的人脉关系和地方潜实力。

    在反干涉战争前后，通过组建东北野战军的办法，革命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东三省的大量移民。东北野战军到1915年底为止，已经编制完成了超过十万人的军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几乎都是以关内军阀部队为主，他们的家属大多数也跟着迁徙到了关外，总数有六七十万人之多。

    东北野战军里因此充斥着大量旧军官、兵油子，所以这支部队也很被关内其他红军主力部队瞧不起。至于东北野战军军人们的家属，其中更是包含了大量的地主恶霸和反动劣绅，这些人留在关内的话，几乎都是要被镇压判刑的主，到关外以后又由于好逸恶劳或者缺乏农业和工矿业的职业技能，所以生活境遇不佳，因此对革命政府满腹怨言，心有不甘。

    有的人也想过设法逃回关内老家，但等他们回到故乡就会发现自己在老家的土地田宅，早在土改运动里被分给了其他泥腿子，自己再无一寸立足之地。

    留在关外的人，则逐渐发生分化，一部分人逐渐融入到了东北的新生活里，甚至由于劣绅阶层受教育水平比较高，这些人在东北虽然再也当不了剥削别人的地主恶霸了，但也由于东北自然资源丰富，甚至可能过上了比关内中小地主更好的生活。

    剩下一部分人，就是对中央革命政府怀有很深怨气。他们不熟悉东北的地理、气候，也缺乏谋生的体力和技能，生活极为不顺，有的人甚至因此被日本人收买做了汉奸，有的人则参加了宗社党余孽组织的复辟活动，还有的人则干脆潜入山林做起了土匪马贼。

    不过，这群人在东北人生地不熟，就是要做坏事也搞不出太大的破坏来，但的确也给东北政府当局增添了不少麻烦。

    辽宁省财政厅厅长王永泉就因此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当加速从关内地区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到东三省垦荒，在开发东北农、工、矿业的同时，也可以稀释关外的反动势力，增强中央对东三省的控制力。

    为了激励移民，经铁道部、交通部的批准，所有出关垦荒的移民都可以免除火车票钱，并由地方乡国大给予一部分路费津贴。等到关外以后，东三省的地方政府和乡、村国大委员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安置处、招垦处和暂住处，所有移民可以免费领取衣物、农具、良种，当然更重要的则是所有移民还能按照人头数平均分得面积远超关内地区的大片土地。

    东三省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努力兴建大量的简易住宅，供移民居住，各国营农场更是竞相以相当优越的工资条件招募壮劳力充当农场工人。

    这样，仅仅1915年一年之内，从安东、营口和京奉铁路进入东北的移民，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人之多。

    为了快速解决如此之多移民的居住问题，辽宁省军区的副司令员张作霖最先提出了干打垒的办法——随着越来越多的红军涌向关外，像张作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