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是一种颇带点玄学意味的东西，它的背后当然也存在着对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套标准，但即便在中国尚且没有像样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也未必不能做出良好的工业设计来。

    特别是假如有人能够做出英明的领导，指出正确的方向来，那么工业设计的进步肯定要比工业生产的进步来得快。毕竟设计是一种比较形而上层面的东西，而工业生产那就是必须硬砸钱才行，有多少的投资才能有多少的生产能力出来，不论这种投资是人力上、物力上还是资本上的。

    林淮唐那超人一般的精力，在战争暂时结束的和平年代里，很大一部分就是消耗在了这种不起眼的工作里。

    自然，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精通一切事务的林淮唐，又给社会党内部本来就已经极为强大的领袖神话增添了更多光环。

    工业设计这种东西，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比如同样一个搪瓷杯，在工业生产的角度而言，搪瓷杯的手柄弯曲角度不管是多少度都没有区别，但在工业设计层面来讲，搪瓷杯手柄不同的角度都会给使用者具体的抓握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而这种手柄角度，其实不一定需要中国先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而更多是要有人去思考、去总结经验出来。

    高级的工业设计，当然需要你先能生产出更好的材质、染料，也需要你拥有更加强大的纹理和打磨加工产量，但很多更普通些的工业设计，就对产能没有多大要求，对材料技术也没有太多标准。就比如说电车上的抓手，抓手的高度要设计在多少，这就是一个经验总结的问题，不管抓手设在一米八还是一米九的位置上，它本身对工业产能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但很显然，一个位置更准确、更适宜人伸手就能很舒适抓到的抓手，相比同样产能下没有做过工业设计的抓手，市场一定更好。

    所以工业设计也是面向市场的产物，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下当然也存在工业设计，但更多是面向生产端而非消费端了。

    只是当下的中国，为了利用欧战发展经济的需要，仅有的工业产能绝大部分本来就是面向出口，所以这就导致了社会党控制下的各类国营工厂和合作社，在建立之初时的生产思路就带上了一定的市场元素。

    这对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国家，对于一个尚未建立起计划经济工业体系、刚刚起步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国而言，又究竟是一条有石头可摸的正确道路，还是一条将带歪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邪路呢？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党内除了林淮唐以外，就只有刘师复、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最优秀的理论家思考过这些问题，其余党员几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考虑到这么深远的程度。

    反而是国际纵队的这些志愿者，像李卜克内西、饶勒斯和罗莎卢森堡他们在理论方面考虑的更多。

    两人上车以后，电车很快就在叮叮当当的声音里开过北京一条又一条的小胡同。李大钊指着车窗外说：“过去很多普通职员从银行取钱以后，步行往返胡同，在胡同巷道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抢劫杀害。现在北京通了电车，有重要的事情都直接坐车，安全性是大大提高了。”

    罗莎卢森堡摇头笑道：“这更主要还是政保局和公安总队对犯罪的打击得力吧！”

    虽然中央革命政府还保留着北洋时期京师警察厅的架构，但治安实权早已由公安总队逐步接管，如果遇到特别严重和恶性的治安犯罪事件，那么政保局往往也会参与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政保局和公安总队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不是一般性质的维护治安，而是和过去红军在南方时执行的三大任务一样，依旧是以黄赌毒也就是禁赌、禁烟和禁娼为最重要的任务。

    禁赌是最容易做到的，红军早在闽粤时期时力行禁赌便已经卓有成效。甚至都不需要强大的红军支持，就连廖仲恺和陈炯明在广东建设国民党的地方政权时，他们的禁赌措施便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禁烟就难得多了。

    北京市政府和华北国大委员会已经颁布了华北大区的禁烟暂行办法，办法严令禁止种植、制造、买卖及贩运任何烟土，对不服管理者进行严厉处罚，同时也设立了数量不少的戒烟所对烟土吸食者进行治疗。

    为了禁绝烟土的流害，维护国民的健康，早在全国国大举行补选以前，林淮唐就在国大选举法中加入了“吸食烟土者不得参与国大的选举和被选举”这条规则，全国国大补选结束以后，全国国大委员会则又颁布了吸食烟土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军职的法令。

    这两条法律不仅能极大引导国民戒掉烟土，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骑墙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内。

    当然对林淮唐而言，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在全国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