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被片山潜这位日本社会党的书记长说得脸上一红，连忙回道：“我的文章大多不过翻译自君汉先生的笔墨，现在也不过是还原了君汉主席原文一二分的魅力罢了。”

    林淮唐过去所写的《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等史论文集，这几年都相继被北一辉翻译引进到日本国内。

    这两本书都是以明末为题材，重点在于以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重新考察了晚明以降的历史，那种全新的话语和史论体系一经引进，马上就在日本国内造成了比之前在中国还要更轰动的效应。

    像《南明史》这类书，放在中国实在有些石破天惊，要知道被林淮唐“抄袭”的顾诚原著，已经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后推出，但也因为史论过于惊骇世俗很引起了明清史学者的纷起争论，何况是在辛亥革命也不过才结束了短短几年的中国呢？

    革命的话语体系虽然已经开始流行了起来，但研究国学者还是绝对以保守派为主，这些老学究们要么看不惯林淮唐的“好发惊人之语”，要么就是对于林淮唐提出的那一整套唯物主义阶级史观十分反感。

    所以这就导致了《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在中国的评价两极分化。

    但墙内开花墙外香，日本维新数十年，民风本就比此时的中国开放一些，史学学者毕竟是研究外国历史，不会像中国的治史者一样有很厚重的成见，他们反而是对《南明史》里那种极成体系、极完善且有洞见的阶级史观学术体系很感新奇和震惊。

    这也就导致了中国明末时代的历史，这几年在日本爆火了起来，火热程度甚至是不下于三国史，受林淮唐影响而对阶级史观产生浓厚兴趣的专门学者也越来越多，日本人所说的“普罗主义”，也因此在学术界和大学校园里比前些年更火热了好几倍。

    当然，林淮唐版《南明史》在日本造成的另一大直观影响，就是使得北一辉一系列套用明末历史语境的政论文章同样在日本大为流行起来。

    北一辉的政论文章，就是把日本比为明末的满洲，以日本为国际上半开化的野蛮民族，而以英美等列强为国力强盛、经济和科技发达、文化先进但已经渐渐腐朽的明朝。

    北一辉所说的“入关学”，就是认为日本应当作为国际上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向以英美为首的“天朝”发起挑战。

    这些政论文章因为迎合了军部对外输出阶级矛盾的想法，也迎合了日本军队下层军人中普遍存在的沙文主义情绪，所以一经发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便马上轰传全日本，甚至到了随便进去一间咖啡馆便动辄能听到有年轻学生才和女招待、女仆们大谈什么“夏威夷就是山海关”、“欧陆战争便是闯王”、“英米鬼畜都是期货死人”云云的言论。

    连一贯稳重、不苟言笑的河上肇，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前段时间国会上还有议员攻击山本权兵卫，说他是出卖了护宪运动的洪承畴，明末史论之流行可见一斑啊。”

    “这些政论虽然有流于简单粗暴的地方，但确实迎合了一般青年人的心理，特别是在军队中极为流行，很多军人都快把北君当成了精神领袖啦！”

    片山潜并不反对北一辉发表这些很具激进沙文色彩的争论文章，他反而很受鼓舞说：“北君言及入关的数篇文章，对外都把矛头指向欧米列强而把中国视为我国天然的盟友，这很能改善军队中很多士兵对中国的心理印象。”

    北一辉的“入关”文章可不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矛盾都归结为“责任全在英米”，他在文中已经暗暗埋下许多伏笔，直指藩阀体制，同时也在暗中鼓吹着日本军人和农民痛苦生活的来源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为了对外“入关”，日本军人就应当支持起像中国正在发生的那种“土地革命”，这样才能使日本真正成为东亚无产阶级的代表者。

    同时，在北一辉这些“入关”政论文的刺激下，舆论界也相应产生了许多反对沙文主义和海外扩张的论调，这都有利于发展日本社会党的组织。

    片山潜对北一辉说：“你做的很好，我们假使入关论能制造十名持沙文主义的军人，但能为我们党争取到一位军队中的支持者，也能在舆论界制造一名反对沙文主义和海外扩张的报人，那就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 ——因为军部统治下的多数士兵，本来就几乎都是沙文主义者嘛。他们不会因为少了北君的几篇文章，就变得温和起来。”

    正如片山潜所说，日本的地理格局决定了日本社会党不可能像他们的中国朋友那样在山区发展革命武装。日本列岛虽然密布山脉丘陵，但狭小的岛国决定了革命武装缺乏回旋周转的空间和余地，所以日本社会党想要发动武装革命，就必须获得了城市工人和军队士兵的支持。

    北一辉对日本社会党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有办法能在军队里真正发展出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