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工业化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基本规律”。

    后世，普列奥布拉任斯热在《社会主义积累基本规律》一文中就总结出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靠剥削殖民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得不依赖于对农民的剥削。他在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也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

    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工农业剪刀差”了，即通过对农民的“经济抽汲”，向农村征收“超额税”来推进工业化的发展，牺牲农业以补强工业，最后再由高速发展起来的强大重工业，向农村提供大量农业机器和拖拉机设备，改变农村面貌，但这个过程中必须以农民一段时间的巨大牺牲为代价。

    刘师复会思考出这样一番近乎于超工业化主义的言论，其实并不奇怪。他最初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很早就把克鲁泡特金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理论功底在中国社会党人里属于最高一批了。

    而且刘师复长期主持工会工作，上海总工会就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对于工人阶级的特性、工人运动的特质，了解也自然非常之深，因而也就产生了一套他自己对于工业发展的思路。

    在后世苏联的历史上，这套剥削农民搞工农业剪刀差来强行推动工业化的思路，已经是屡见不鲜。斯大林时期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和几次饥荒，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但超工业化主义并非斯大林的独创，最初提出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成员，后来托洛茨基接过了超工业化主义的大旗，把这一套强行推进重工业发展的理论又糅合进去了一部分自己的想法，例如劳动军事化和效仿美国的泰罗制等等。

    有趣的是最早提出超工业化主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后来又因为反对托洛茨基提倡的泰罗制、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转而加入了另外一个党内反对派“民主集中派”。

    “民主集中派”严厉反对军事化和过分集中化的一长制，希望在党和苏维埃的各级领导机关上，用委员制取代一长制，也强烈反对生产管理上的个人负责制，强调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同时，生产管理的责任也应当实现集体化。

    不过托洛茨基自己后来的思想，也逐渐和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又一个党内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接近，提倡由党和苏维埃抓政治，由工会抓经济，也就是让工会取代政府的职能，成为生产工作的最高管理者。

    这一点，就属于是工团主义的倾向了。

    苏共早期的历史，同后世大多数人所习以为常的那种先锋党组织还有很大的不同。布尔什维克不是在多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依靠党领导下的强大革命军队，靠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

    而是靠着带有街头革命性质的一场城市暴动，就夺取了国家机器的控制权。

    所以苏共早期，内部根据对于经济建设、工业化路线、党的民主组织形式等等问题的分歧，大约分为了六个拥有不同纲领的内部派别集团，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了。

    刘师复的这番发言，就和后世托洛茨基的一部分思路比较接近，当然他对军事工业方面的强调，又跟托洛茨基有相异之处。

    只是刘师复的话，听在中央委员会其他同志们的耳中，那就很有一些石破天惊的意味了。

    像蔡绮洪就很是不快的说：“师复同志，你的话有些荒谬了！我们革命党废了多少功夫，花费了不知道多少的心血和精力，这才勉强解放了几个省区内很少一部分的农民。你现在就说什么要想方设法牺牲农民，拿农业的资源来发展工业，这岂非是违背了我们党一贯的救国救民的宗旨？”

    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黄少通，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对道：

    “工会里缺乏专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怎么能承担起领导各工业部门的责任？工会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它以什么名义来领导经济工作？这是要以全国工联来取代咱们党的地位嘛！”

    黄少通这话几乎到了诛心的地步，毕竟刘师复自己就是全国工联的最高领导者，如果全国工联取代了社会党的领导地位，那岂不就意味着刘师复取代了林淮唐的领导地位？

    话说到这里，还是林淮唐轻轻敲了敲桌子。

    “诸君同志，大家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批评也可以自我批评嘛。既然社会党提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那就应该允许党内在讨论阶段有一些不同意见，我们要让讨论空气更活泛一些、更民主一些嘛！”

    他又笑了笑说：“对于师复同志提倡的思路，我暂时保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