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王朝时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情况中帝国政府是不会将其政权机构下沉到县以下的层级。所以哪怕村国大政府还是一种非常简陋的机构，但它确确实实是社会党政权权威的延伸，乡、村两极国大政府的设立，至少使得县以下的级别增加了一个能够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

    哪怕这个机构实行的是党政军一元化的精简管理，而且到了村国大这一级别的时候，基层脱产职业官僚的数量有时候甚至少到零，像山口村这样一个人口还算比较稠密，整体上而言在中国也算比较富庶的村庄，其基层脱产职业官僚——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脱产干部——有几个人呢？

    答案是只有一个。

    整个山口村，包括村长、治安主任、妇女主任在内的许许多多干部，虽然能够依靠乡国大政府的职位领取一份生活津贴。但这份津贴的额度稀少到根本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即便是村长也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参与农耕生产，才能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被饿死。

    只有担任山口村赤卫队民兵队长的张皮绠，算是本地唯一一名脱产干部。

    但这其实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张皮绠除了本地民兵队长的职务以外，同时还兼任着临沂县国民武装部教官的职务，两份收入加在一起，再考虑张皮绠是名年纪很小的少年，没有妻子儿女和其他家人，这才能保证他脱产也能维持生活。

    因此绝非社会党不想在乡村一级建立起复杂多元且能相互监督的行政和司法体制，而是有限的人力物力使得中国的社会党人暂时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既然不能在每一处乡村都设置行政政府、司法和执法机关以及暴力机关，那么就只能暂时采取被中国社会党人称之为“精兵简政”的措施，在乡村都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和管理模式。

    这里面遇到的唯一一个问题，是越飞有一回到临沂县县城的赤戟报分社寄信时，赤戟报的一位党员记者向他提到的：“乡、村国大政府的一元化领导，会不会影响到党的领导？”

    确实，如果中国社会党人要坚定党的领导，那么乡村一级的一元化管理权，就不应该设在乡、村国大政府的名义下，而应当在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然后由这个党委会从政治上对政权、军队、群众团体等一切组织进行领导和管理。

    这很理想，但越飞认为这又很显然是现阶段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因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像山口村这样一个比较老资格的解放区，而且人口还比较稠密，有也仅有张皮绠这么一位党员。难道仅仅依靠一名党员，就能组织起一个村的党支部或党委会吗？

    更遑论在许多人口远不及山口村多，而且解放时间也短得多的农村里，很大可能就连一名党员都没有，那又怎么可能依靠党委会来实现乡村一级的一元化领导呢？

    据说中国社会党现在已经有了十多万名党员，三年以前，也就是1911年社会党那位传奇性的书记长林淮唐领导第一次暴动起义时，社会党还仅仅拥有七十二名参与者，三年以后的现在，社会党就扩大为了一个正式党员十余万人、外围成员近百万的庞然大物。

    这个扩张速度已经十分惊人，但相比全中国大约四万万到五万万的总人口，比例又是如此悬殊。

    这也决定了社会党在乡村只能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至于一部分人所担心的“社会党将可能丢失农村领导权”的问题，越飞赞成张皮绠的论点：“我们党在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里都还没拥有过领导权，又怎么去丢失它呢？”

    这种一元化的乡村管理模式，至少在越飞居住在山口村期间的时候，他以亲身的实际体验感到村国大政府的行政效率绝不能算低，事情要从村子里的水渠开始说起。

    鲁中南一带不算干旱，村子里也并不是很缺水。但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再加上今年春天的春汛，暴涨的河水却大大破坏了村里原有的水渠格局网络。一时间溪水横流，大片田地也因此被泛滥的河水淹没，所以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村国大所主持的头号要务便是整顿水渠。

    也是在这件事上，越飞体验到了土地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山口村整体生产力的解放。

    山口村地形近似盆地，南北两端虽有几条河流，但因为河床坡度大，河水流径极为短促。况且，它们都是季节河，冬春两季时常干涸断流，可一旦到了汛期，倾斜的地表会让集中降落的雨水迅速汇集成山洪，淹没良田，冲毁房屋，而洪峰过后，又会留下大片泥泞的土地，很容易滋生蚊虫，痢疾等疫病就是因此爆发的。

    为了整顿水渠，最被村民信任的外来户张皮绠站了出来，他负责的是动员民众，而具体的工程规划和方案则是出自越飞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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