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十几年来教民们所处于的优势地位，所以在临沂有财力组织民团的乡绅中，大概近三分之一人是教民。这群人最初被处死时，就在教民群体中引发了轰动性的反响，红军的做法不是直接对天主教信仰发起攻击，而是集中火力揭发本地教会的非宗教活动。

    据王二九所说，去年那场会议就是张皮绠主持的，张皮绠在会议上说：

    “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回事，除了洪天王以外，谁也没见过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上帝，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是几个上帝，或者上帝究竟有几个儿子，是洋人儿子厉害还是中国人儿子厉害。现在的问题是，教会以保护你们的财产为名勒索了你们的钱，为迫使全村入教而不择手段，在各方面歧视穷人。”

    张皮绠的斗争策略效果非常好，王二九告诉越飞，大家听了张皮绠的分析以后，就连原来的那些教民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揭批大会举办的非常成功，除了一般农民纷纷站出来揭露了教会欺压农民的恶行以外，还有很多教民也现身说法，向人们讲述了教会是如何吃完农民吃教民，还有在进行会做过管事的人，把进行会那一套丑恶的高利贷盘剥手段都谈了出来。

    社会党从始至终都没有攻击天主教信仰，事实上即便在临沂教会已经被彻底瓦解掉的今天，越飞在村子里还是撞见了不少信徒，他们依旧会举行礼拜仪式，也会在屋前悬挂十字架的装饰品。没有农民因此攻击信徒，因为正是这些信徒的揭露，使得教会的罪恶被完全暴露在了山东的太阳之下。

    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以后，首先是分给了村里那些最穷的人家，如果你是教民但同样贫困，那么一样可以得到一部分原属于教会的财产。

    区分只有积极参加大会、大胆倾诉苦水的人，分得多一些，那些说话少的人则分得少一些。按张皮绠的话来讲，这是为了增加民众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因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的潜规则。在过去的王朝时代，有时候农民也会自发进行一些针对地主或者官府的抗租抗税的斗争活动，通常这类小规模的斗争活动发展到最后，地主和官府是会向农民做出一定让步的，但是领导活动的农民领袖或者参加活动特别积极的活跃分子，则通常会遭到官府的严惩，甚至是被处死。

    社会党希望和农村中一切旧的旧规则彻底决裂，但头几次分配，依旧不是一帆风顺的。

    主要问题是害怕。许多本应得到财产补偿的人还是不敢接受，尤其不敢要那些贵重、显眼的东西，因为这会成为他们参加斗争的标志。如果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那么用不着什么黑名单，首先遭殃的就是那些拿了大件贵重财产的农民。

    连续好几天，两个赤卫队民兵牵着一头驴子挨门挨户询问，但没有一个人肯收下它。教堂里的一辆最好的大车，起码值一千斤粮食，也一连几天没人敢要。张皮绠和王二九不得不亲自登门劝说人们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收下大车。

    后来是有一个全村出名好占便宜的吝啬鬼，他天生的贪心战胜了恐惧，虽然原来已有一辆大车，还是出了三百斤粮食把教会的大车买下了。这实在是桩便宜事，等到人们渐渐不再担心什么反攻倒算时，大家又埋怨起来，说是很多人家还没有大车，他不该又买一辆。

    那个占到便宜的农民为此要把大车退给村里，但张皮绠还是劝他留下，张皮绠希望借此向农民们展现出红军的权威来，使农民们对乡国大的革命政权拥有更强的信心。

    “……这是临沂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一个小小剪影……”

    越飞在稿纸上继续写下带有总结性的文字，他每隔一个礼拜的时间就会托一名熟悉的赤卫队队员，把这些文字带到临沂县城的赤戟报分社去，然后委托一位山东总农会的干部将这些文字寄到上海，在那里通过另一位区联派分子发表到欧洲的报刊上。

    “……社会党的分田奉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但我注意到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具体情况，社会党党员和红军干部们也在采取着相当灵活的对应手段。他们对天主教教民的打击和争取是如此灵活，最终取得的成果又是这样丰硕，足可以使欧洲的任何社会民主党人为之汗颜……”

    红军没收了相当多外国人在中国的财产，但按照越飞的观察，这一切都是在合乎于法律的形式下所进行的。因为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党人一直都在强调任何私有财产，例如房屋、工厂、船只等资产，都必须由其占有者亲自到新政府那里重新进行相关的登记，由新政府发给各类契约凭证以后，才能承认其资产在革命以后的合法性。

    而就在一卅大罢工前后，山东的外国人就已经开始成批成批地离开乡村，他们中一部分人由于恐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