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十几年前——约莫是德国军舰抢占胶州湾后的一两年左右，成队的大车从全县各处的砖窑里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灰砖，卸在村里的一片空场上。

    本地的包工头从山东省的省会济南专程请来了一群工匠，使得一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就缓慢地在村子中央建立起来了。

    这是千百年来本村第一座西洋式的建筑物。

    教堂顶部巍峨的方形塔楼，高高地凌驾于四周一切村舍民宅之上，好象一座路标，从老远就可以望见它。很快，这种被本地村民称之为“洋碉楼”、“洋庙”的建筑物，就以一种气派雄伟的姿态席卷了鲁中南全境，跟着洋庙抵达山东乡村的则是数量相当多的一批欧洲传教士。

    来自德国南部的天主教神父们在十九世纪末到达临沂以后，就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稳固的基地，并且使相当多的农民开始信奉他们的教义，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又被称之为教民。教民们享有特殊的权利，也借着传教士们的支持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大量占有土地，神父们买下地皮、盖起教堂，又把其他地方的教民迁到这里，组成了第一批小型的天主教社区。

    越飞注意到，在几次“教案”以后，中国官府事实上失去了对于教民的管辖权，任何涉及教民的诉讼案件，只要某一位传教士向衙门稍稍打一声招呼，就足以替教民赢得这场官司。这也就难怪庚子年时山东爆发的那场动乱，义和团的农民起义者们会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去进行“反洋教”的斗争了。

    山东的义和团起义最终被袁世凯铁腕镇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又把一项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朝政府，并宣布今后凡是参加反洋教活动的中国农民都应当被判处死刑。

    从那以后，临沂的天主教传教士就修建起了更多的教堂，还有堂皇的神父住宅、修女院、修道院和育婴堂。巨大的砖石围墙平地而起，教会经过如此一番的复兴以后，成为了鲁中南农村地区很有地位的主宰者。

    教会兴办的育婴堂，开始是将扔在街头田间的小孩收容回来，后来就变成直接从父母那里接收婴儿，甚至出一点钱怂恿母亲们抛弃自己的女孩。小孩们一旦成了教会的财产，就被寄养到奶妈那里，有时也交给她们的生母，直到断奶以后，才由教会收领回去，遂渐培养成天主教徒。

    这些女孩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就被迫从事清扫、烹饪和缝补等劳动。她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一部分送到集市上卖掉，为育婴堂和教堂提供一项收入来源。

    她们靠每天长时间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年龄较大的女孩每天差不多都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等长到十岁刚一出头，就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卖给本地的小贩、商人、农夫和兵士。

    这么一来，教会不但财务上得到了好处，而且又招收了新的信徒和一代未来的教民。因为男人们如果想在育婴堂里找一个老婆，就得答应入教，结婚以后生下来的孩子也必须保证信教。由于育婴堂是未婚姑娘的主要来源，价钱也比本地一般要低三分之一，所以许多希望结婚的穷庄稼汉只得买一个教堂老婆。

    如果说育婴堂里干的这些勾当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憎恨和厌恶，那么教会在经济活动方面就更使人们的这种情绪有增无减。

    一般而言，管理教会财政事务的机构名叫进行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庚子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它对入教的农民说，只要肯向会里捐助款子，上帝必然赞美，他们死了就可以早升天国。

    每当一个会友死去以后，所有的教徒都为他的灵魂祈祷，这种对于亡灵的慰籍，未曾入会的人是得不到的。不少贫苦农民就为着得到这一点好处才捐出一钱半文。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三吊钱，略等于三分之一块银元的价值。

    进行会把募集到的这笔钱以三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去土地。到红军解放临沂的时候，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本地的十分之一左右，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土地占有者。

    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区统一的借契，借契上的一些苛刻规定，就连山东本地传统的高利贷从业者们一般都不采用。它的第六款上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负担路费。路费按每十里收大洋两角计算，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第七款上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五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

    进行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因此佃户除了缴纳重租以外，还得负担官府摊派的全部苛捐杂税。进行会征收的地租虽然年年不等，但每亩地总要收三斗半以上的麦子，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产量。如果是教徒们租种这些土地，租税就减轻一些，每亩地一年可少交四五升。

    对村里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