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塞下曲》云：“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

    想当初前汉屡败匈奴，其主力靠的是关中“六郡良家子”，与盛唐时的所谓“游侠儿”，差不多属于同一类型。唐在繁盛之后，腹心地区的民生有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加上田土开始兼并，就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富农和小地主阶层。这一阶层下欺贫户，但很难再多榨得出油水来，往上却又为豪贵所阻，难以跻身大地主行列；学经做赋，比不过那些世代官宦人家，想要振兴家业，便只有从军一途了。

    由此这一阶层多好学武——所谓“穷文富武”，他们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往往在地方上快意恩仇，以武犯禁，甚至游行各郡，破坏秩序，故谓“游侠儿”。唐廷由此招募这些不安定因素从军，用以抵御外寇。

    一方面，开元以后战事频仍，便有外输矛盾之意；另方面，唐军北逾大漠，西过流沙，南克西海，在多条战线上动辄数万乃至十数万兵马，皆能苦战得手，也是靠了这些游侠儿的力量。

    固然所谓“长行健儿”，多半是失去土地，无计谋生，只得沙场搏命的无产者，但这些无产者毫无资源，自不容易立功晋升，作战的动力难免大打折扣。只有各郡游侠儿，其财力或可整备精良的武具，其人脉或可趟平晋升的道路，无论战斗力还是战斗意志，都为唐军的中坚。

    就仿佛前汉“六郡良家子”一般，底层民众但求得活，高官显宦望能舒舒服服活着，唯有中间阶层才有向上奋进的动力，就此成为统治者最放心，也最趁手的兵源。

    李汲当初在鸣沙城编练新军，就是为了避免过多混入那些世代从军的老兵油子——好比说当初魏博的羊师古、李子义等将，固然经验丰富，却常拈轻怕重，一旦有所不满，便敢鼓噪以胁迫上官——所募多胡汉贫家，且还以浑氏等胡人数量为多一些，这自然也对军资后勤造成了很大压力。

    由此他想要招募游侠儿，再从各军镇吸收些因为中原暂时无战，而失去了晋身之阶的武官子弟，充实河西军。这类人的优点是立功心切，有冲劲儿，有一定战术技能，并且可以自备兵器，为节镇省下不少前期投入；缺点是无组织无纪律，个人英雄主义爆棚……

    问题是这年月各阶层新兵，原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服从性，又不是将来天然有组织守纪律的工人阶级……反正都得现编组，现训练，那么游侠儿和武官子弟们，也就不存在什么太大的缺点了。

    盛唐之时，还有一类独特的游侠儿，出身官宦家庭，文化程度比较高，但不愿意，或者自命不足以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制度下出人头地，乃亦游侠四方，甚至于主动投军。旧节度幕府僚属中，不少都是这类人，比方说高适高达夫，就是先投朔方节度大使李祎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不得，才被迫折返长安去考科举的。

    还有李白，亦有游侠气，青年时代行走四方，饱览大好山河，写下无数名篇。他虽然没打算投军，可也一直没去考试，只希望权贵听闻自家的文名，可以向朝廷荐举，直接做上高官显宦。

    事实证明，高适的道路有可能走通，李白的道路却绝对走不通。文化人或半文化人主动投军，自幕僚而非军将做起，最终迈上顶点的，还要说是执掌安西、北庭两镇全权，官拜御史大夫的封常清。

    李汲手底下缺文化人，杜黄裳和高郢是他从守选进士里三顾茅庐，亲自请来的，就没有如封常清之流主动来投之人。由此他命高郢等返回中原，到处宣传自家的声名，煽惑说河西军功唾手可得，希望能够招揽一些类似人才吧。

    然而高郢等人的行动尚未见着成效，却不期卢纶自姑臧而来。

    卢纶投来凉州的消息，崔措早就写信通知过李汲了，随信还附上那六首《塞下曲》，李汲果然颇为喜爱——尤其是那首“林暗草惊风”。因而听闻卢纶自姑臧前来，便急忙整顿衣冠，亲自出衙相迎。

    但实话说，卢纶的诗写得再好，哪怕上追李太白，就如今的李汲而言，却也派不上太大用场——否则他早想招儿把杜甫给糊弄过来了——他求的是经世济国之才，或有精通财计、运筹帷幄之能的杰士，而卢纶在这方面是否有所潜质，尚不可知。

    李汲亲迎卢纶，主要是“千金买马骨”之意——终究是第一个主动来投的士人啊！

    至于卢纶，他在姑臧城内虽然不愁吃穿，但未见李太尉之面，未能敲定职司和俸禄，心里始终不怎么踏实。虽说人人皆云，太尉怕老婆——这在唐代倒不算稀奇事——且宠“内记室”，相信有那二位的荐举，九成不会相辞，但万一呢？因而听闻李汲暂留甘州，今冬未必会回凉州来，便恳请崔措，派出一队士卒，将他送去张掖，与李汲相见。

    不想李太尉竟然出衙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