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昊大概是在十一月底抵达长安城的，奉上求救文书，然而唐朝君臣唯有面面相觑罢了，终无一策应对。

    ——若不先打通河西，怎么可能救援安西、北庭？可陇右还在蕃贼手里呢，欲复河西，何其难哉！

    李岘在陛见时表示：“近岁东方无警，各镇静谧，淮上、两浙若是风雨顺调，来年供赋，可望倍之。且用李长源旧策，以败绢与西羌易蕃贼之牛，召聚流亡，屯于关中，也可稍解粮荒，稳定长安米价。如此期以五岁，倘若天公作美，积得十万军三岁之粮，斯可言规复陇右、河西矣。

    “然亦不可旁兴无益之师，空耗有数之粮。有如今岁赐以钱帛，命朔方兵西出，以扰凉州，而其实寸土不得。虽李朔方云牵制蕃贼数万大军，其情亦不可知真伪……自然，李朔方忠臣也，不至于欺瞒陛下——然其攻下和戎城便退，报称出兵四千，斩杀蕃贼千数，则当面之敌最多万余，所云数万，不过得自哨探、细作之言，未必确实……”

    总而言之，咱们慢慢积聚，慢慢练兵吧，别再着急打什么反击仗或者牵制仗了。

    翌年是大历三年，召裴冕为中书右仆射，复为宰相；以第五琦不能抑制京师物价，改任韩滉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与刘晏分领诸道财赋。

    旋即得报，幽州军变，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谋杀死节度使李怀仙，旋朱希彩自任幽州留后，上表把老长官李怀仙骂了个臭死，说他专横跋扈，阴结叛逆，有不臣之心——前年李抱忠去增援田承嗣，那就是李怀仙所主使的！

    唐廷对于此事倒是乐见其成，终究李怀仙确实桀骜不驯，摆出来半割据之势啊，而至于朱希彩上台后会不会比他更糟……日后再说。于是不但准奏，还在数月后直接加授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

    唐廷忙着积聚，不愿再起兵戈，耗损钱粮，因此对于关外各方镇多采羁縻之策——只要你不明着竖起反旗来，不管怎么搞，朝廷都可以当作没瞧见。而且天下也并非表面上的平安无事，如岭南蛮梁崇牵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割据容州，番禹冯崇道与桂州叛将朱济时亦攻陷十数州，容管经略使王翃募兵围剿，数载都不能平定。好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用兵所需钱粮物资，朝廷自然就不管啦，任凭王翃就地征集。

    数岁以来，因为国用不足，四方臣僚乃陆续上奏，献言献策。此前李汲、颜真卿在魏博计田亩收取附加税，早有奏报呈上中枢，李豫乃使宰相们评估，最终定于大历元年开征“青苗钱”，即夏税时向每亩青苗征税钱十五文——你若不耕种，任凭抛荒，自然就不收了——以补官俸之不足。

    然而天下州郡，超过七成都掌握在各镇观察、节度手中，且其中还有半数，是长年不向朝廷缴纳一粒米、一文钱的，于是青苗税之征，白白便宜了藩镇，对于朝廷财政的补益却相当有限。因而去岁更出新政，以均田久废，租庸难收故，以京兆府为试点，普收田税和户税。

    新政的内容包括：增京兆地税为上田每亩谷一斗，下田六升，即便荒田也要收谷两升；以财力高低核定户等，共分九等，上上户每年征钱四千文，下下户每年五百文……

    此政一出，税钱倍之，但只有一半儿真的收到了地主身上，缙绅们仍有种种办法，将之转嫁给小农甚至是无地的佃户，遂使民怨沸腾，逃亡者日多。第五琦之被贬，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他是被朝廷抛出去当替罪羊了——但韩滉上台之后，不但并未更改此政，或者降低税率，抑且更行之于朝廷直辖的同州和河中诸州。

    因为收得钱粮，这是实实在在的，起码京官儿不至于再拖欠俸禄了；至于老百姓不稳或者流亡，只要责成地方官好生治理，把皮球往下踢便可……

    而且吧，今岁关中风雨调顺，应该是个丰年，那不趁此机会赶紧多征些赋税，明后年若是荒歉，想收都收不上来啊！

    但即便征收重税，大头还是要用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年的防秋上，李豫不禁犹疑加肉痛——这吐蕃已经连着两年，并未大兵聚集陇上，压逼大震关了，今年不至于来吧？有没有必要再次聚集十数万兵马于泾、陇之间呢？

    兵马在镇，自然由节镇开销——否则他们就该给朝廷上贡啊——然若诏命助守，朝廷就必须颁赐开拔钱，还须担负一部分的粮草物资，耗费甚巨。

    乃问郭子仪，郭子仪却也不敢打包票，说蕃贼本年必定还是主攻安西、北庭，不会侵扰关中。尤其蕃贼细作布于两京，捕不胜捕，而朝廷又是个筛子，则一旦自家言语泄露出去，削弱防秋的力度，说不定吐蕃方面因应情势，反倒会趁虚而入呢！

    于是建议李汲遣干员西出，去询问前线将帅——起码这责任老夫不担啊。1

    由此李豫便向凤翔、泾原、会州，以及朔方镇派出了使者。其中受命前往朔方的，乃是兵部侍郎贾至，由神策军将浑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