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李汲原本时间线上的不尽相同，其进士的录取、黜落，排名顺序，并不仅仅根据考试卷面而定，而更看重风评甚至于社会关系。

    由此才有“干谒”一说，士子们投诗文于名家之第，或者权贵之门，以求对方出于爱才的目的——其实更多是出于结党的目的——向考官关说一二。俗谓：上等举子谒权贵，中等举子扬文名，只有下等举子才皓首穷经，认真应试……

    杨绾对此风气深表不满，多次上奏，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一则请罢进士科试诗赋，且以儒经为要旨，二就是使举子自州县举来，直至入省（尚书省试），不得“辄自陈牒”，通过权贵关说。只可惜每份奏上，全都石沉大海，激不起丁点儿浪花来。

    当然啦，虽然唐朝政府默认了干谒和关说的存在，同时也不得不对其负面影响加以限制，不能由此大开舞弊之门。也就是说，权贵或者名家递话，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给相应举子稍稍加点儿印象分而已，绝不能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标准。

    而罔顾举子卷面成绩，只从权贵关说之人、之事，虽也难以彻底杜绝，好在今科知贡举萧昕不是这种人。

    萧昕世代名门，乃是南梁鄱阳王萧恢的七世孙，少补崇文进士，旋中进士，首举博学宏辞科释褐，与张镐为布衣之友，又是来瑱的荐主，官场名声向来极好——否则也做不上礼部侍郎的要职，并能知贡举了。所以他是要脸的，不愿意放榜之后，被举子们指着脊梁骨骂，甚至于还可能奏上天子，勘其舞弊之罪。

    首相元载早就关说过了，说今科举子中有一洪源，我颇为看好此人，望能点为状头，萧昕当时表态：“既是元相之命，我自会留意。”虽说元载权势熏天吧，萧昕也不必事事仰其鼻息，且自然不能把话给说死喽，还得先见了考卷再做定断。

    照道理说，元载也要脸，不至于推荐一个学识平平，甚至于水准低劣的举子，但考场上的事情谁知道呢？万一那洪源流年犯冲，正好撞上对自己最不利的题目，甚至于身体抱恙，十成水平还发挥不出三成来，又怎么办？难道萧昕还一定要点他做状头吗？

    那相信不必举子们鼓噪了，自家那些做考官的属吏就可能主动告上一状！

    因此今日属吏们将初选的名单呈上，萧昕才问：“洪源在第几？”倘若落在十名以下，那他顶多动用自家权势，帮忙往上抬一两名而已，算给元载一个交代。结果听闻洪源不但得中，还名列第四，那这个状头大可以点啊。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就是瞧这人文风对脾气，你又能如何？不服的，下回你也谋个知贡举来做啊？反正今科得按我的口味来。

    随后萧昕又问：“可有遗珠？”是因为考官好几个，喜好各不同，很可能有这么几份卷子为某一两名考官看中，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就必须由他这位知贡举来择定啦。虽说如今职少官多，很多进士往往必须长期待选，难得实授，被迫要先参州府、使府刷资历，却也不在乎多这么一两名。能尽量为朝廷遴选出优秀的人才来，本是知贡举应尽的责任。

    薛邕趁机就把杜黄裳的卷子给呈上去了。萧昕一目十行看过，不禁皱眉——策论似乎写得不错（终究没时间仔细咀嚼），贴经也合格了，问题这人的诗赋水平实在不成啊；韵也顺，格也正，毛病是挑不大出来，只是干巴巴的毫无文采，味同嚼蜡一般。

    本来进士科首重策论，贴经只是考察你是不是熟读儒家经典，属于填空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存在任何异议，高宗朝又加上诗赋杂文，只作为额外的加分项；但自开元以来，天下承平，官民风气日渐奢华、萎靡，逐渐的杂文分量反倒压过了策论。倘若诗赋水平不佳，考官有可能就直接黜落了，都懒得去读你的策论——终究策论篇幅较长，读着又太费脑子，远不如吟诗览赋来得有趣啊。

    因此若掉过来，杜黄裳的杂文上佳，策论平平，说不定既是薛邕有请，萧昕就直接让过了。但就眼前这卷面，实在不对他萧老先生的胃口啊……相信薛邕虽然是从陇右幕府调任中朝的，也不至于如此看重此人的策论，乃于其诗赋之短视而不见吧？

    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薛邕：“是谁请托？”

    薛邕躬身回答道：“郭司徒三公子，与魏博李长卫，皆有关说。”

    萧昕捋捋花白的胡须，缓缓说道：“是郭晞，又非司徒本人……”其实即便郭子仪亲自递了话，萧昕也敢不理，终究那老儿是一介武夫，当初中武举入的官场，如今是考儒士，他懂个屁啊？！

    “然李长卫……圣人方寄望之，使守河北，且既称誉杜某，想必是要召于幕下了，”萧昕微微一笑，“左右不过榜尾，准了便是。”

    于是就此论定：“今科得中二十七人，洪源为榜首，古之奇第二……杜黄裳在榜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