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汲提起了“马嵬之变”，那是仅仅发生在数年之前，扈从禁军一次近乎自发的军事政变。

    其实禁军搞政变是有不少先例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由一两名王子王孙先以利益相结，复以大义驱策，踢翻不够资格的当权者，以便自家上位。也就是说，禁军在那些政变之中，不过是他人手里的工具罢了，不但缺乏足够的自主性，抑且事后还能被洗刷成“义士”。

    这不象隋末之时，骁果在江都谋杀杨广，史笔煌煌，永远也翻不了案。

    唐朝能与隋炀之死相类比的，恐怕只有“马嵬之变”了，固然传言其中有李辅国甚至于李亨的唆使，但那俩货绝对不可能承认啊，而必须一口咬定事件的性质，乃是禁军将校痛恨杨氏乱国而自行发动了“兵谏”；并且其后虽然赦免那些禁军们无罪，但也绝不可能宣扬他们是什么“义士”。

    如今李汲突然提起“马嵬之变”，李适不禁悚然，随即双眼微微一眯：“长卫还在猜忌李辅国么？或者鱼朝恩？”你是担心李、鱼那些阉宦得了兵权，有可能犯上作乱？可我刚才不是已经答应过你了，尽量保下不肯逢迎李辅国的张巡么，你又何必哓哓不休？

    李汲微微一笑道：“殿下想岔了，我无此意。之所以道及马嵬之变，是恨禁军无能——北衙六军，及南衙的左右监门、左右千牛，总数不下两万，倘有战力，凭坚而守，足遏叛军，上皇又何必要仓促西狝哪？只为禁军糜烂不可用，无奈而弃长安。然禁军陆续奔散，至马嵬驿时已不过万余；上皇分后军两千人于圣人，比至新平，士卒、器械又亡失过半……

    “此前唯沿边有十节度使，今天下泰半州府，皆命节度，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或东向平贼，或西向御蕃，及与羌、胡、浑、蛮作战者，不计其数。外将恣肆，唯今并力抗虏，尚遵朝廷号令，若待乱平，即今日长安城内这六七千北衙禁军，如何能禁约之？

    “况乎英武、神策、威远等，虽皆遴选四方勇锐，然久处京师，安享太平，难免生出怠惰之心来。固然我等每日教战，但真正的强兵都是搏杀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即便个个有李某之勇，若不熟习战阵，且无决死之心，亦必一触即溃。

    “试问殿下，国初禁军，可是从不轻离长安，上阵御侮的么？自开元以来，御寇唯赖沿边募勇，禁军则选两京良家子，教战而不习战，乃有上皇西狝，进而马嵬之变——岂可不引以为戒呢？”

    说白了，禁军不能一直窝在长安城里，光打打旗、站站岗，顶多巡逻一下城内治安，捉捉小偷啥的呀，也得上阵去开开光，否则将来怎么可能镇得住百战沙场的那些外军？

    李适沉吟良久，这才徐徐说道：“长卫所言，确乎有理……然而此事尚须仔细筹谋，看以何人上奏，及以何人声援才是……”

    李汲当然不奢望李适即时给出承诺来，这种事即便对于既是皇长孙，最近又在公卿群里遍布党羽，且与李辅国相互勾结的李适，也算是挺沉重的一副担子了。他只能确定，李适对自己的话已然有所触动便可，完了，就只能回家去静等消息。

    正如李汲所料，含元殿崩，可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年月的人们多数相信“天人感应”，举凡日月蚀、星辰陨、山川崩、疾疫起，那都是上天给执政者的警告，绝不能等闲视之。具体到房倒屋塌，原本是小事，奈何这回崩的不是民房，不是官衙，而是宫殿，抑且不是普通宫殿，而是作为皇权象征的大朝含元殿，则宫中、朝中，又岂能置若罔闻呢？

    若依从汉代以来的惯例，三公就应该上书请罪、辞职啊，倘若皇帝不允其辞，说不定还得把责任自己扛下来，下一道“罪己诏”……

    那么只要把含元殿崩，与许远的伏阙哭谏紧密联系起来，皇帝和宰相，就都不能再装聋作哑了吧。

    由此在朝臣的暗中串联之下，李栖筠等陆续上奏，恳请朝廷重视上天示警，尽快下敕召还张巡所部，以保全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宰相们无奈，只好去请教李辅国，李辅国满心不乐意，可是又已然接到了东宫方面释放出来的信号，不便横加阻挠，便只得暗示宰相们，直接去向李亨请示。

    李亨当日听闻含元殿崩的消息，直接一跟头就栽倒了，即便无病也吓出了病来。随即各方奏疏汇聚，他越看便越是窝心，无奈之下，只得接见许远，并且给出了模棱两可的承诺。随即李亨御笔一道，行于政事堂，要宰相下敕退兵。

    就理论上来说，此等大事，皇帝是不能简简单单写几个字，便使宰相听命的，门下省有权连封缄都不启，便直接驳回。而即便领受了御笔，遵之而行，事后责任也在宰相身上，赖不到皇帝——谁还没